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重要交通商道，它起源於西漢並於東漢時期達到第一個頂峰。此時的亞歐大陸正處四帝國時期，東漢、貴霜、安息和羅馬這四個雄霸一方的強大勢力共同維護了絲路的安寧。

然而從2世紀後期開始，氣候變冷等一系列內外因素促使四大帝國先後面臨不同程度的窘境，這其中尤其以東漢王朝和羅馬帝國的崩潰影響最為深遠。坐落於絲綢之路東西端的兩大帝國發生的社會結構動盪，引發了亞歐大陸地緣板塊劇烈變動，並因此威脅到絲綢之路的穩定，史稱“三世紀危機”。頗為巧合的是，東西方的兩大文明在三世紀危機中均進入了“三國時代”，這標誌著地方主義已經開始崛起並影響都各自文明的政治格局。下面讓我們一起梳理一下三世紀危機幕布下中華和羅馬兩個“三國時代”的發展脈絡吧。

※ 帝國中樞的大權旁落？※

公元217年，漢獻帝劉協下詔，命魏王曹操的王冕用十二旒。十二旒是指冠冕上前後各懸垂的十二條玉串，為天子專屬。與此同時被漢獻帝恩賜的禮儀待遇還有“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這意味著曹操距離天子之位從禮儀層面更進一步。同年曹操釋出命令，正式以次子曹丕作為魏太子，漢室朝廷完全淪為曹氏掌權的局面。然而即便如此，曹操卻絕非中國唯一的霸主，有漢室宗親身份背景的劉備於公元217年率軍攻打意義重大的漢中地區，三國鼎立的格局即將到來。

就在曹操和劉備分別邁出各自事業關鍵一步的時候，羅馬帝國的卡拉卡拉卻在同年遇刺身亡。與東漢一樣，羅馬同樣面臨諸多困境，因而不得不頒佈安扥尼努斯敕令，讓羅馬公民權賦予全體羅馬人民。此舉的本意是想增加稅收和服役居民的數量，卻也因此引發外省人對皇位的覬覦和羅馬公民自豪感的下降。當公元217年卡拉卡拉遇刺之後，羅馬進入了對外屢戰屢敗，對內軍閥謀逆不斷的混亂時代，中樞權威蕩然無存。

※ 地方主義與三國時代？※

從2世紀開始，北半球氣候變冷引發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方面羅馬和漢朝的北境蠻族出於生存環境的考量，開始了一系列南遷內附行為；另一方面氣溫和降水的變化為這兩個文明帶來了新的經濟中心，從而引發了地方主義的興起。與漢朝形成曹魏（長安、洛陽京畿）、蜀漢（成都平原）和孫吳（江東）類似，羅馬於三世紀亦分化成為西部包含了不列顛省、高盧省和西班牙省部分地區的“高盧帝國”，囊括了埃及、敘利亞等地的東方“帕米拉王國”以及其餘以亞平寧半島、愛琴海地區和迦太基故地的其餘地方。

中華與羅馬的“三國時代”出現的原因雖然都是源於內憂外患，但其性質卻迥異。漢朝的外患，即戎狄禍患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存在。這些西疆與北疆的戎狄不少已經內附，在為漢室提供了戍邊的兵源的同時，亦使得邊民出現戎狄化的跡象。當時的涼州地區羌漢混雜、幷州和幽州亦有內匈奴和烏桓內附介入的問題。等到晉朝統一中華之後，繼續沿承了東漢和三國時期世家豪族把持朝政的局面，這引發司馬氏分封同姓王作為朝廷藩籬，卻也因此引發八王之亂。八王之亂時，“五胡”便已經以僱傭兵的身份介入中原事務，並最終引發了五胡亂華的混亂局面。

與魏蜀吳三足鼎立相比，羅馬的“三國時代”另具特色。公元224年，正當蜀漢、孫吳兩家信使往來不絕，協同抗曹之時，同為四帝國的安息、貴霜發生崩裂。絲綢之路的衰落嚴重影響了這兩個國家的財政收入和社會穩定，激化了各自的內部矛盾。最終安息帝國被組織更為嚴密的薩珊帝國所取代，並且從一開始薩珊帝國的建立者阿爾達希爾一世就獲得了貴霜帝國北方勢力的支援。矢志恢復古波斯帝國疆域的薩珊，成為羅馬帝國東疆新的挑戰，頗有作為的羅馬皇帝瓦勒良設定被薩珊俘虜，此事嚴重衝擊了羅馬國內輿論。因此當帕米拉王國形成事實割據之後，主要負責抵擋薩珊的兇焰；高盧帝國擔負的是萊茵邊境的日耳曼人壓力；中央行政區則負責維護從多瑙河直至萊茵河交接的漫長防線，並負責鎮守撒哈拉沙漠邊境。地方主義在羅馬更多的是以軍事層面表現出來的。

※ 內耗引發外部勢力窺伺？※

地方主義的崛起衝擊了中華和羅馬原有的內部力量架構，動搖了中樞的絕對權威。因而在西晉滅吳，成功統一中華僅僅11年，就陷入了各地藩王爭奪中樞的旋轉門式的八王之亂。經歷了曠日持久的內耗和五胡以僱傭兵深度介入中原事務之後，五胡相繼建立政權，稱霸天下之心昭然若揭。

與中華帝國不同，羅馬的疆域環繞整個地中海，因而兵力散落各處。當東疆因薩珊帝國崛起而壓力驟增之後，北疆的國防力量隨之削弱。因此萊茵河、多瑙河乃至黑海防線均有瓦解的傾向。羅馬中樞的羸弱，使得北境抵禦蠻族入侵的壓力落在了各地方野戰軍團的身上。因為抵禦外侮勝利而日漸驕橫的邊境軍閥，往往會擁戴自己的長官成為割據一方的首領，甚至會入主中央。正因如此，羅馬三世紀危機下出現了一系列野戰軍營出身的皇帝。只是這些軍閥擁戴皇帝更多的是期望能帶來榮華富貴，因此往往無法持久，促使羅馬中樞處於長期不穩定的狀況之下，進一步刺激了北方蠻族的窺伺。

※ 入主中樞的地方集團？※

整個羅馬帝國的三世紀危機，都是五世紀日耳曼族群大遷徙的預演。羅馬“三國時代”分裂的三個板塊，即高盧帝國、羅馬中間區域和帕米拉王國後來也成為了西歐、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帝國的基本區域。其中帕米拉的開創者正式阿拉伯人。然而在5世紀之前的一百多年裡，羅馬迎來了一段十分成功的中興時期。在這段歲月中，承擔起拱衛中央重任的多瑙軍團影響力日趨增長。戴克裡先、君士坦丁大帝等羅馬中興的骨幹成員均來自深受考驗的多瑙河防線以及周邊的巴爾幹鄉土等地區。

與多瑙集團在羅馬中興時期取得絕對地位類似，經歷了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的大分裂後，崛起於西魏、成長於北周的關隴集團最終成功統一中華，開創了隋唐王朝的新局面。然而不同於多瑙集團僅僅是軍事國防領域處於優勢地位的情況，關隴門閥對中華其他地方主義勢力是全方位的壓制。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中國後來將南方的兩個新的經濟中心併入到中華文明的核心框架中去了，消弭了一部分地方主義崛起的影響。

正因如此，羅馬帝國在“三國時代”之後雖然經歷了多瑙集團成功的中興時期，卻在此後依舊面臨崩潰的危機，並於此後從版圖上徹底消弭殆盡。而中華帝國在破繭重生之後，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篇章中，大一統的篇幅越譜越長，而休止符卻越來越簡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