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汪品先三次參與南海深潛，圖為他在“深海勇士號”中工作。受訪者供圖

汪品先的辦公室裡擺設整齊，最多的是書櫃，靠牆放了四個，擠不下的書成堆摞在地上。書櫃上有他年輕時的照片，清瘦挺拔。現在，他的背彎了，走路要扶著後腰，銀髮梳平了還會翹起。有人比著他的樣子，為他的短影片賬號設計了一個頭像：穿襯衫、背心，戴副眼鏡，打黑色領結，“我說你這是肯德基chicken老爺爺嘛？”

3年前，82歲的他隨“深海勇士號”在南海三次下潛至1400餘米處；2021年上半年，他在同濟大學設立關於“科學與文化”的公開課，場均線上直播觀看人數過十萬；去年底至今，他先後入駐兩個影片平臺，做短影片海洋科學科普，粉絲量、點贊量過百萬人次。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在耄耋之年“出圈”了。

在網際網路上的走紅，讓他多了幾個稱號，“深潛院士”、“深海勇士”、“科普老頑童”、“最大咖位的UP主”。有人把他的人生經歷比作“老人與海”。

他把這些稱號稱為“人設”，他自認的唯一身份是“院士後”，“年輕想做事情的時候做不成，老了該謝幕的時候反而要登場……別人是博士後，我是院士後。”

我的人生是倒裝的

一點鐘，睡滿了半小時，汪品先從沙發上起身，疊好毛毯，和枕頭一起擱在沙發角。去年他生了一場大病，入院治療三十七天後，在人生的第八十四個年頭，他頭一次開始嘗試午睡。同濟大學給了他一間辦公室，他就地取材，午睡就蜷在裡間的沙發上。

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院長翦知湣來敲門，告知他，十月起有五十天左右的馬裡亞納海溝深潛活動，可邀請他。

“我今年很困難，五十天太長了。”汪品先說，年內，他要開未定數量的科學研討會，要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寫戰略報告，還要作他自己的書。他因此婉拒，又惜惜地說：“但很有吸引力。”他反覆強調，這不是身體上的問題，身體上他沒有問題，這是時間緊張的問題。

要是深潛活動能安排到明年夏天就好了，翦知湣說。汪品先哈哈大笑：“如果我還活著！”

他在和時間賽跑。生病前，他的作息是晨八點半進辦公室，晚十點半離開。病癒後，老伴勒令他休整，他就改到了晨七點半進辦公室，晚九點半離開，“早睡早起。”但算起來，一天內還是工作14小時。每年的除夕夜，他早收工陪老伴看春晚，年初一至初三則給自己放三天假，挑一座歷史名城去旅行。其餘時間，他參加工作後的六十年間是一致的，幾乎無休。

再過兩個月他就八十五週歲了，高齡是緊迫感的來源之一。另一方面，他在許多場合感嘆過，“年輕想做事情的時候做不成，老了該謝幕的時候反而要登場……別人是博士後，我是院士後。”

1991年，五十五歲的他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還沒有完成他認為值得稱道的工作。轉折點是在1999年，六十三歲的他作為首席科學家，隨航了中國海區的首次大洋鑽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國人設計和主持的大洋鑽探航次。”他記得格外清楚，1999年2月12日，鑽探船從澳大利亞西部起航駛向南海時，他在甲板上眺望，“感到自己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洋地質學家了。”

1955年至1960年，他在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地質系學習。回國後，分配到華東師範大學的地理系。1972年，他隨華師大“海洋地質聯隊”一同被合併到同濟大學，到1975年終於建成“海洋地質系”。他在同濟最早的工作是分析海洋樣本中的鈣質微體化石，以探明石油儲藏狀況。他說，那時候的科研環境與今天是大不一樣的，尤其是海洋地質這樣彼時冷門的院系，“研究業績”無人問津，“研究基金”無處申請。他用飯碗在廁所淘洗化石樣品，用一架不能對焦的顯微鏡觀測。實驗室是廢棄的工廠車間，宿舍樓曾做過肝炎病房，裝潢破敗，外面有人行走，屋裡的地板會吱吱響動。

系裡有一本俄羅斯古生物學大全，汪品先據此鑑定出無數從中國近海獲取的微體化石。“要等到七十年代末期，大慶油田為解釋儲油層的河成砂岩，需要長江三角洲沉積模式作比較，同濟的海洋地質才受到國內重視。”

1980年，他近十年的化石研究成果被整理成文集《中國海洋微體古生物》，而後被翻譯成英文版，在國際發行，“中國覺醒了。”法國一本學術期刊這樣評價。

1985年，由各國出資執行的“大洋鑽探計劃”開始實施，計劃在全球各海區取樣、鑽探獲取岩心，以研究大洋地殼的組成、結構以及形成演化歷史。汪品先立志要讓鑽探船前所未有地由中國人主導，開到中國海區來。厚積薄發十年後，他於1995年提交了中國南海的鑽探計劃書，參與各國競標。1997年，該建議書在各國計劃書中名列第一。

1999年3月初，在南沙海域，中國海區的第一口深海科學鑽井開鑽。而後，國內關於南海科研的呼聲漸起。201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正式立項“南海深部計劃”，由汪品先牽頭主持。

“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我國開始進入南海做研究，一開始是我們和歐美國家的合作研究為主。”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院長翦知湣說，“一直到最近十年，也就是2010年‘南海深部計劃’立項之後，南海的研究終於變成了以中國人為主導。”

汪品先記得，1999年，南海第一筒岩心被取上甲板後，一位英國科學家問他，這一筒岩心，你等了多少年？汪品先答，三十年。

“所以我總說，我的人生是倒裝的。”——“我什麼都可以慷慨，但時間不能慷慨。”

1999年，汪品先（左一）在南海鑽探船上。受訪者供圖

我是為海洋搞科普

最早，汪品先想當文科老師。

抗戰期間，他的家人從蘇州老家逃難至上海，父親早逝，只有母親顧家，小時候的日子清貧。他愛好寫作，想在文學方面“有點成就”。高中畢業的志願，他依次填了歷史、中文、政治。

1953年，他得到公派留學的機會，先在北京學了兩年俄語，1955年赴蘇聯留學。當時他的第一志願是拖拉機制造，因為“看電影時覺得開拖拉機很神氣。”第二才選的地質專業，響應全國的找礦政策。

在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五年裡，他很快愛上了地質專業。

在海洋地質方面摸索了近二十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他隨團訪問法國、美國，後又去德國深造一年半，見識到了各國的先進裝置、實驗室。一次晚宴，一位法國專家向他介紹深潛地中海的經歷：“漂亮極了，到處都是海百合，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那時候國內的海洋系可能連塊舢板船都沒有。”汪品先震驚海洋科學研究的國際前沿之高深。

回國後，他開始在國內到處“鼓吹海洋”。他去開海洋科學報告會，門可羅雀，就在會後加映電影，吸引人來聽講。他在報紙上疾呼“向藍色世界進軍”：“太空和海洋，就是人類應該關注的物件……人類對深海海底的瞭解，甚至還不如月球表面……”

翦知湣1987年到同濟大學讀研究生，他回憶，汪品先邀請了瑞士、德國等國的教授來同濟大學講課，開辦過兩場古海洋學的國際講習班。1989年，在汪品先主導下，同濟大學又召開了第一屆“亞洲海洋地質大會”，到會有中、日、韓、東南亞及歐美澳各國海洋地質專家130餘位。此會議延續至今，已辦過九屆。

搞起面向社會大眾的科普，是在2011年後。在《十萬個為什麼》出版六十週年慶的座談會上，汪品先提意見說，書裡怎麼沒有系統性的海洋分冊呢？“他們就說，那你來弄。我說，我來弄我來弄——我是為海洋搞科普——在以前，海洋學在中國是排不上號的。”

汪品先任主編，現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副教授黃維做他的副手，一道編寫《十萬個為什麼》的海洋分冊。黃維回憶，編寫過程中，找選題最吃力，汪品先動員學院裡的學生出建議，但大多選題都沒有被他採納。

汪品先說，有一回他去浙江開會，走過杭州灣大橋時，司機問他，這水為什麼這會兒退潮？退潮之後水去了哪裡？“我說你這個題目正好！”最終將題目收納進書本。

在成書中，他還設定了諸如“為什麼加勒比的海盜名氣最大？”、“為什麼‘冰’也可以燃燒呢？”、“古代有潛水員嗎？”等問題，原則是“必須寫孩子會問的問題，而不是科學家會問的問題。”

去年底至今，陸續有兩個團隊找他做網際網路短影片科普，講述的問題與《十萬個為什麼》類似，“給我設計了一個卡通形象，要在網上推出來。”他同意了。

影片裡，他兩手握拳放在腿上，偶爾手舞足蹈，對著鏡頭不緊不慢地說上幾分鐘，“為什麼陽光只能照到水下200米呢？”、“死海淹不死人，為什麼叫死海呢？”、“海里的魚會口渴嗎？”網友紛紛留言評論：“汪院士，我是您網路大學的第一批學生！”

在每一個影片末尾，汪品先都會加一句：“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就請記得關注，並且一鍵三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這些詞彙原本是他的“知識盲區”，他說起來有一些磕絆，但他樂此不疲，“只要是能促進大眾化科普的事，我都做。”

9月4日，汪品先在製作報告會的PPT。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科學與文化

“我是個有點愛惹事的人。”汪品先自我總結。

2005年的一場“院士圓桌會議”，13位兩院院士、數十位科技人士及企業家在場，汪品先原計劃宣讀一篇學術論文，臨場卻當眾批評起國內對院士的過分炒作，“多一票選上院士就什麼都會、什麼都懂了，少一票就落選，就回家抱孫子去……這種做法站不住的，總要掉下去。”

2000年至今，汪品先多次公開建議，國內或華人間舉辦的科學會議，要用漢語交流。他聽說有的大學要將10%的課程設定為全英授課，便屢屢在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有些所謂的國際會議，請了一個老外來，大家就都用英文圍著他，實際上英文又講得很蹩腳，”他直言不諱，“我覺得真是倒胃口。”

翦知湣說，汪品先自身是一個多語言應用者，俄文講得最好，英語次之，德語、法語也都能做日常交流。“汪老師是出於科學創新、自主的角度，主張中國人不要只用英語去思考科學問題。”

談到這些，汪品先會言辭激烈地提問，用別國的語言體系，中國人如何完全適應西方語境的邏輯？中國又何來科學創新的土壤？

2010年，在汪品先的倡議下，同濟大學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科研單位主辦起“地球系統科學大會”，主要邀請華人、華僑、中國專家進行地球科學學科交叉討論，也有其他國家、民族的專家參與，“把地球當做一個系統來研究，海洋、陸地、氣象等等結合著看。”大會的宗旨之一是“使用漢語作為主要交流語言”。

翦知湣介紹，“地球系統科學大會”發展至今已辦成六屆，與會人數過兩千。

2017年，汪品先向學校提出，要開一門叫“科學、文化與海洋”的公開課，“談科學與文化的關係。”他作六講，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所長丁抗、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旭紅各作一講。結果座無虛席，大受好評。

以這八講為基礎，2021年，汪品先又排出八講公開課“科學與文化”，討論的主題五花八門：“科學的產生”“科學與視野”“人類與海洋”“科學與好奇”“創新與教育”“東西方文化”“科學通用語”“地球的未來”。

“我在蘇聯留學時就開始思考，像李約瑟難題問的，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不在近代中國產生？以中國為主的大陸文明，和歐洲的海洋文明，它帶動出來科學發展的不同路徑。我想把這個講清楚。”汪品先說，“科學與文化不是獨立的，科學是從文化中生出來的。”

線下公開課在同濟大學逸夫樓報告廳舉行，場場爆滿；線上則透過多平臺直播，同時段觀看人次超十萬。不少學生聽完課，感嘆“文理原來是一家”，從此對科學的認知要改觀了。

汪品先在全網路平臺有粉絲150萬，他的公開課和短影片總獲贊量接近400萬，點選量破千萬。他不避諱課程火爆帶給他的愉悅，“這兩年弄的公開課，線下有幾百個人聽。後來又在網上做科普，有百萬人次聽……從前我上課，有幾十個人聽，我就覺得很熱鬧了！”

9月4日，汪品先在辦公室中。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生有涯

幾年前有一次，汪品先帶著公文包坐計程車，司機問他，老先生還沒退休啊？他“感到一種窘態”。

最近又有人建議他，把常騎的男式腳踏車換成女式的，這樣騎行時更安全。

現在每天早上七點多，汪品先就騎著這輛紫色的腳踏車，從家出發，騎行五分鐘即可進入同濟大學校園。七點半他能準時走進辦公室，燒水、吃藥，四年前他查出前列腺癌，狀況已趨平穩，但需終身服藥。

愛人孫湘君每天從家裡過來陪他。他跟孫湘君是同級生，一道在北京的俄文預備班呆過兩年，又共赴蘇聯五年，她是黨支部書記，他是團支部書記。學成歸國後，汪品先被分配在上海，孫湘君則去了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兩人兩地分居30年。直到2000年，孫湘君退休並被返聘到同濟大學做兼職教授，兩人才又相聚。

黃維1989年到同濟大學讀本科，選修過汪品先的古生物課。他記得，他們所在的老系樓夜裡十一點以後必須鎖門。汪品先常留夜，在辦公室看書、審稿、寫文章，或是學各國語言。深夜，老樓大門被鎖，已年過五十的汪品先就和年輕人們一道另闢蹊徑，“從二樓的窗戶翻出去，跳到一座矮牆上，再跳下去。”

“他一直是個風風火火的人。”黃維說。

年輕時，汪品先走路大步流星，現在則是碎步高頻。近兩年他作報告、上公開課，講興奮了，“就覺得好像上氣不接下氣，心臟負擔過重。”因此他試著壓住情緒。這對他也是挑戰，“就像有些院士，講課時都有自己的行為習慣。我完全體會他們的心情，只要讓我講我感興趣的、新鮮的東西，我就老要提起十二萬分的精神。”

早在十年前，汪品先就帶完了最後一批博士生，“從此金盆洗手。”

他打比方：“我的學生們也都在教學生了，我再教學生，就像婆婆跟媳婦一道生孩子，這怎麼可以？”

6月，結束“科學與文化”的最後一講，他決心再也不上課了。他說這是他的“告別演出”，“是一首《天鵝之歌》。”

他想做的事太多了。他的時間觀越來越“苛刻”。

從青年時期就愛閱讀的俄文小說早幾年就丟下不讀了，“時間上太奢侈。”有些學術座談會邀他去，他要先做評估，“沒有多大價值的會，不能這麼把時間送給別人。”

許多時候他看文章，“只看圖和摘要。”每天唯一的休閒時間是下班前的幾分鐘，聽一聽京戲。但九點半還是必須回家，“要不然老伴會生氣。”

“我覺得他是一直在路上。”翦知湣說，在學生、同事中，沒聽說有勸汪品先退休的，“都看他做得挺快樂的。他要是累了，自己就會退下去。”

以前有人建議他多寫書，寫科研成果、人生經歷，他猶豫，“出了如果賣不掉，好丟臉。”前兩年，他的一個老友去世，“我才突然想到，我還是出吧！要不然我走了，就什麼也沒有了。”

因此，他的最新願景是把上半年講授的“科學與文化”寫作成書籍，“可能是兩本書，一本偏科學，一本偏文化。”他希冀，書寫成了，又是極好的科普作品。

此前，他花兩年時間，把自己上了20年的地球科學課程寫作成了《地球系統與演變》。

9月4日下午，他邁著碎步帶記者去庫房拿書。

“這就是我的教材，我一輩子研究的海洋與地球的內容，全在裡面。”他指著一大捆藍色封皮的《地球系統與演變》，扶腰，頷首向前，聲音因興奮而有些抖動。

文丨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 | 胡杰 校對丨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