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帝劉保是被宦官推上位的，年紀又小，勢必要信用這些身邊人；雖然這讓士大夫們很不爽（侵佔了他們的權力當然不爽），但並沒有道理說讓士大夫們不爽的皇帝就一定是昏君——當然，由於筆桿子在士大夫們手裡，所以他們在寫書的時候也會明著暗著把這樣的皇帝往昏庸這個路子上去寫，此所謂“春秋筆法”。

不過不管他們再怎麼明示暗示，對於真實發生的事情，也是不好瞎編的——因為如果被發現造假，毀的就是自己的名聲了。

而從對順帝的記載來看，就順帝本人來說——特別是剛即位那幾年的順帝——他還是很有些想法、想要有所作為的。

比如就像上期講的，他即位還不到一年，就把十九侯的權力全部剝奪了。

永建二年，順帝徵召南陽人樊英。這個樊英隱居於壺山之南，學問高深、名聞天下，曾經州郡禮請、公卿薦舉，甚至安帝劉祜也徵召他出來做官，他都給推了。這回順帝徵召，他本來也要推辭，但順帝不像他爹只是做做禮賢下士的姿態，而是真心想讓他當官，所以樊英不得已，只好勉為其難地去當官。

當官誰不願當啊？然而這樊英又是“不得已”、又是“勉為其難”的，難道真的是隱居世外不願入世的高人？抑或只是故作高深、沽名釣譽？

話說徵召隱居的“野人”、鄉間有名望的人士出來當官，雖然不常見，但也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了——比如商朝的傅說、周朝的齊太公尚，都是如此。不過很多時候，隱士、名士們都像剛開始的樊英那樣，不願出來做官。究其原因，前面說的那兩種人也確實有，然而實際上大多數人不願出山，卻是基於一個更現實的原因——

擔心會“破功”。

就以這個樊英為例，他剛到朝廷，順帝就待以師傅之禮，拜五官中郎將。當時朝廷上下對他期待甚高，結果在官數月，樊英並未提出什麼治國安邦的“奇謀深策”，令人大失所望。樊英自己也有數，後來又辭病，到底還是退休還家了。和他一塊被徵召的河南人張楷，就說他搞了這麼一出，正是“進退無所據”——這也是“進退失據”的由來。

那麼樊英之前一再推辭徵召，就是在沽名釣譽嘍？

倒也未必。

他其實是心裡有數，自己是真的當不了這個官！

倒也不是說他沒有真才實學，他那學問應該不是假的，但所謂“術業有專攻”，學問鑽得深，並不意味著當官就當得好啊！

但當時人往往不會這麼看。在當時別說搞學術了，連識字的人都不多，全天下的書統共也就千八百種，所以但凡一個人在學術上有些成就，大家對其都有一種仰視的心態，總覺得搞學術那麼難，你都搞得那麼牛逼，那搞其它事還不手到擒來？

結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我們現在看來，這實在是有些求全責備了，但在當時人看來，這樊英就是妥妥的名不副實、沽名釣譽了。

他要是一直在山裡呆的好好的，那就還是一個“世外高人”，還能帶帶徒弟、傳道授業解惑；現在估計向他求學的人就少了，這可不就是破功了嗎？

有趣的是，司馬光在這裡發表了一大篇的議論，比記載樊英這件事的字數還要多，大概是被刺激到了——因為他的老對頭王安石就是身負天下三十年名望而入相的。

樊英的這個事，對之後以接受徵召這種方式做官的人很有影響，使得他們在接受之前都要反覆權衡，自己到底是不是那塊料。在樊英之後，朝廷又徵召了江夏人黃瓊。李固知道後，就寫信給他，說“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此謂魯陽樊君是也。以致俗人都說“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能“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句話，就是李固發明的。

或許黃瓊真的被李固給刺激到了，還真的不負所托，屢次上疏言事，頗被採用，後來很快做到了尚書僕射。

當然，黃瓊如此上手，其真實的原因是他爹黃香當初在尚書檯中，從郎中一步一步幹到了尚書令，在尚書檯的所有位子上都待過，黃瓊這可是耳濡目染、家學淵源啊。

另外這個黃香，乃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溫衾”的主角。

這個寫信的李固也有來歷——他是那個也想推順帝上位、結果被宦官們截胡的李郃之子。此子也學問精深，曾改名換姓、不遠千里求學問道，遂成為當世大儒——之所以要隱瞞姓名，是因為他爹乃是三公高官，他擔心別人知道他身份後，會對他另眼相待，他本人是不喜歡這種“特權”的。他在雒陽太學時，去公府看望父母都是偷偷去，不讓同學知道他是當朝司徒之子。

這樣看來，這位李固顯然是個有水平、有原則、有個性的人，他未來的事蹟應該不會像樊英那樣“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也確實如此，他後來和某位“跋扈大將軍”纏鬥了一輩子，最終壯烈成仁。

不光以上這些人，順帝后來又啟用了不少有水平計程車大夫。

這怎麼都不能算是昏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