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運河開掘於隋煬帝時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它南起餘杭（今杭州），中經東都洛陽，北達於涿郡（今北京市）。隋唐時期，它的總長度約2100公里。隋代運河分為4段，黃河之北為永濟渠；洛陽經徐州至淮河段稱為通濟渠；淮河至長江的一段稱為江淮運河，即邗溝；長江直至杭州的一段為江南運河。因洛陽至淮安的通濟渠是由汴河、泗河疏浚連線而成，故有的文獻也將其稱之為汴河。到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它被改線山東，成為直道。運河北起元大都城外（今北京積水潭），南至杭州拱宸橋，全長縮短為1816公里。這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長的人工運河，也是許多王朝賴以漕運的交通大動脈，是我國古代經濟交流的生命線。

據文獻記載，隋煬帝開鑿運河後的10餘年間，人們並沒有體會到京杭運河的好處。自唐代以迄明清，運河漕路得以充分利用，成為國計民生不可須臾離開的生命河。《新唐書·食貨三》說：“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於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以運河轉輸江南之粟成為保障京師供應的重要出路。元代建國都於大都，也依賴江南糧米。《元史》雲：“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運，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

從歷代運往京師的漕米供應數量來看，運河交通對於繁榮京畿也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據史籍記載，唐玄宗時期，在運河沿岸建倉，分段漕運，再轉運長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比陸運節省“佣錢三十萬緡”，每年漕運量在200萬石以上。宋代建國都於汴京（今開封），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定汴河漕量，“歲額六百萬石”，汴河即淮河至開封運河。元代晚期，由運河轉海運，每年至京師的糧食近300萬石。明代永樂十五年（1417年），漕運進京的糧食就達500萬石以上。成化八年（1472年），漕糧北達“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清代漕運量雖有的年份有所增加，但大多年份的運量仍維持在400萬石左右，但其他品種的輸送量則大有增加，如南方的毛竹、木材、茶葉、白糖、絲綢等。運河的暢通也給客船提供了便捷，降低了旅費。隋唐以迄明清，里閭平民、商賈士紳、達官墨客，直至皇親國戚、帝王將相，凡遠端外出也喜歡借運河水利之便，揚帆代步。

正因為京杭運河對京師供給、大宗運輸、經濟交流、百姓生活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所以歷代朝廷都將運河的暢通視為“社稷之要”，並置衙設官，投以巨資，頒行律令，嚴加管理。

歷代設定的管理機構大致有三種：一是河道管理機構，二是漕運管理機構，三是兵防機構。三種機構有分、有合、有聯絡，也有著各自的職能。茲將運河防務作一探討，以就教於諸位方家。

漕運防務

唐代，已設立運河漕運官署。漕運官員的主要職責是：將各地徵集的糧食、貢品驗收、保管、運輸，並組織人力押送、護運；管理漕運船艫；還監督沿河百姓不得盜用漕河之水“溉田”，以保證運河的水量。

唐代初期，在戶部設度支巡院郎中，從五品，管理水利漕運，但運河沿線並無專職官員。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皇帝瞭解到大臣裴耀卿深諳漕運之事，“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甲蕭炅為副使”，此為運河漕運設高官之始。

這時的漕運份量主要在黃河之南河段。在唐代，“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唐代漕運防務主要是“都轉運使司”派員負責、派員押運，並無固定防務機構。沿運各段的河務管理均由當地節度使負責。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

北宋，國都汴京，每年從江南運送來的稅糧亦不下500萬石。沿運各地均設分司，置漕臣。各地漕臣負責本地漕糧的集運，聽候漕運物質的呼叫。如，紹聖年間，宋哲宗“詔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米，計其遠近分三限，自季冬至明年8月。在漕運業務上，亦屬“發運使司”節制。宋代基層漕運單位稱為“綱”，各有自己的船隊、人員。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通作二百綱”，即全國已有漕運單位200個。有關宋代漕運防衛，《宋史》卷175有載：“押汴河江南、荊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汴河，即運河中段，代指運河。“綱運”，宋代語言，即“漕運”。這裡是說，江南綱、荊湖綱的漕運當差押運者，有七成隸屬三班使臣，三成隸屬大將、殿侍。換言之，有70%的押運者為漕運人員，30%的押運者為兵卒，這當是軍隊介入護漕的開始。

元代前期，基本無運河漕運，京城元大都需要的南方漕米、貢品，主要靠海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杭運河全線貫通，南方漕米才透過運河運往京師。起初，漕運均交各省巡撫派員負責，沿線有行都水監協助。直至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才在京畿都漕運司添設提調官、運副、運判各一員”，負責運河線上的漕運。但這個機構駐節京師，大凡具體的漕運、防務仍由各行省負責。為擴大漕運規模，朝廷曾“命三省造船兩千艘於濟州（今濟寧）運糧”（《元史·食貨志》）。

明清時期是京杭大運河的最繁盛時期，這時期設定的河漕機構規格高，分工細，作用大，經常受到皇帝的“眷顧”，許多官員也將任職河漕視為“肥缺”。

明代初年曾仿元制，洪武年間“嘗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漕運使”，負責南方糧米貢品的河運事宜。漕運使，正四品，下設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牘（從九品）等官員。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設漕運總兵官，以平江伯陳瑄治漕”，總兵官為軍職，此即以軍兵代理漕運防護事宜。至景泰二年（1452年），“因漕運不繼，始命副都御史王立總督，因兼巡撫淮、揚、訪、鳳四府，徐、和、滁三州，治淮安”。這是正式設立的漕運總督，正二品，併兼任當地巡撫，官衙設在淮安。二十年後的成化年間，任命的漕運總督不再兼任巡撫。嘉靖四十年（1561年），“改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漕運總督兼任漕運軍職，成為明代後期及其清代常見的機構命官模式，軍政合一在漕運管理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它有利於漕運管理的穩定，體現著漕運機構的重要地位與特色，這是發展漕運、促進沿河經濟繁榮的組織保障。明代漕運總督屬下還設有漕執行管機構——漕儲道，駐浙江；漕運軍事防務機構——衛、所。為保障運河沿岸的河道漕運防務，運河沿岸重鎮均設立了衛所。如：德州衛、臨清衛、濟寧衛、徐州衛、邳州衛、淮安衛、高郵衛、揚州衛、鎮江衛、杭州衛等，其隸屬關係並非全部屬於河、漕衙門，但強化沿運防務是明代軍事佈防的基本宗旨。

清代漕運防務較多地沿襲了明代晚期的設防格局，但又有調整。京杭運河“漕運總督部院署”仍駐節淮安，其下屬防務機構“標兵及左右營如制，將領九或八人，兵共四千有奇”。設“蘇州、鎮江、浦口、安慶、池太、東山、廣德八鎮總兵官”。《清史稿·兵志二》又云：“漕運總督統轄各衛所外，復統轄旗、綠，漕標三營，兼轄淮安城守營。”共計七營。七營的防務分工，《清史稿·兵志六》有載：“漕運總督水師標營，分中、左、右、城守四營。以中、左、右三營任護漕之責；以城守四營任地方之責；駐山陽（今淮安市——筆者注）境及漕運所駐之地。其運挽漕糧，則以衛卒任之”。

河道防務

水運水利的設官制度比較早，京杭運河貫通後，唐宋元三代均設立“都水監”，以統籌治水，管理河道。唐代都水監設使者二人。使者，為正五品，“掌川澤、渠堰、陂池之政，總河渠、諸津監督”；並設都水監丞二人，從七品；主簿一人，從八品。下屬機構有“河渠署”，設河渠令一人，正八品；丞一人，正九品；河渠謁者六人，正八品。都水監為水利治河專門機構，隸屬工部。為更好地管理好此事，工部還專設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以分管並協調與都水監的公務關係。宋代都水監設於嘉祐三年（1058年），元豐年間，配齊官員及其機構。即置使者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舉官八人，監埽官百三十有五人，皆分職涖事”。都水監除以治水為主外，還負責河防，“謹其法禁”。據考，唐宋時期的運河河道防務沒有專職隊伍，只有治水機構兼管。《宋史·食貨志上》記載：“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久未訖，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陳求道等……同措置，水復舊，綱運沓至，兩京糧乃足。”這說明運河無防務，不然的話，不會河決百多步才責令都水監使者“措置”。

元代至正六年五月，“以連年河決為患，置都水監，以專疏塞之責……至正八年二月，河水為患，詔於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掌巡視河道，從五品”。之後，行都水監又增加判官二員，少監、監丞、知事各一員。在“濟寧行都水監”屬下設立“河防提舉司”，這當為最早的運河、黃河河道防務機構，它的職責是“巡視河道”。負責河道的正常管理，如：巡視護堤、清除河障、守衛閘橋，抑或搶險、救災。如河決、淤塞，則上報都水監專項處理。

明代最高河道管理機構設在濟寧，成化七年（1471年），始稱其職官為總督河道，或叫河道總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都御史加工部銜，提督河南、山東、直隸河道。隆慶四年加提督軍務”。據《山東通志·兵防志》記載，為了運河的防護，永樂十八年（1420年），曾遣行軍司馬，提馬步兵拾萬鎮守濟寧。正德年間之後，遣都御史負責沿運防務。隆慶四年（1570年）在濟寧駐防的濟寧衛，擁兵5600人，隸濟寧兵備道管轄，是河道總督署下設的專職防務機構。《明史·兵防三》還記載：“治河之役，給事中張貞觀請益募士兵，捍淮、揚、徐、邳”，經皇帝允准，這四地駐兵也曾由河督節制以護衛河道。

清代仍設河道總督，駐濟寧。“順治元年因明舊設河營，隨總督河道都御史駐紮濟寧州，領以副將、遊擊、守備、千總、把總。每營經制馬步兵壹千名，領以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存城分汛，統於河標”。《清史稿·兵六》曾記：“河道總督標營凡二十營”，此數字可能是清初運河全線的河標營數量。《清史稿·兵志二·綠營兵》記載：“定山東官兵經制，設副將或遊擊以下將領八，兵凡三千，備河防護運。”河道總督轄河標中軍署，中軍又稱為將軍，專司運河河道的防務。其直屬的中營、左營、右營、濟寧城守營的防區，南至徐州界，北至張秋（今屬東平縣張秋鎮），全長365公里，下轄49汛。

“清雍正六年，設河東總督，駐紮河南開封府”旋返駐濟寧。這時的運河河道管理一分為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今江蘇淮安市），北河總督駐天津，東河總督駐濟寧。濟寧改為東河後，仍轄河標中、左、右、濟寧城守四營，並增管運河、懷河、豫河三營。懷河營管理黃河北岸祥河、下北河、黃沁河系。豫河營指上南河、中河、下南河區域的防護，地在今河南省。後又收歸濟寧稱總河，嘉慶十七年（1812年），南河總督領兵1566人，東河總督領兵4241人，北河屬於直隸總督代管，轄北運河務官廳、楊村廳、通惠河漕運廳、南運河廳、督標四營及運河營，其駐兵數字不詳。

據考，明清時期的漕督衙署、河督衙署均配置軍用船隻。漕運總督署的軍船主要是為漕運船隊護航，河道總督署的軍船主要用於巡視河堤、橋閘，護理河道，打擊河盜，維護京杭運輸線上的秩序。1956年4月，在梁山縣運河西側的宋金河中出土了一艘明代兵船，現藏山東省博物館。該船呈柳葉形，船身全長21。8米，中寬3。44米，共13個大小相同的船艙，各艙相通。船內遺留有銅銃（即炮）、銅盔、軍刀、劍、鍘、剪、鋸、起子、馬鞍、馬鐙、馬嚼、錨、錢幣等金屬製品及瓷瓶、瓷碗等生活用品共計174件。銅炮鑄銘雲：“杭州護衛教師孫習舉□人王宦音銃筒，重三斤七兩，洪武□年□月白造”。鐵錨銘雲“甲字五百六十號，八十五斤”：“洪武五年造，□字一千三十九號，八十斤重。”從器銘我們得知，這艘軍船用於運河“護衛”，為明代洪武年間製造。船錨已編號至“一千三十九號”就已說明，軍船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

除護河、護漕船隻外，各衛所、標營還配備有刀、槍、重炮。濟寧市博物館現藏有元明清鐵炮38尊，其中兩尊分別鑄銘文：“崇禎拾叄年捌月總督兩廣軍門張行委濟寧衛掌印指揮張古臣督造”“濟寧運河道捐資鑄造崇禎拾……濟寧指揮張古臣監造”等字。其餘均曾用於標營駐地的防護。

在清代運河的防務中，由於時代發展需要和外國水域設防經驗的傳人，部分割槽段還設立了水師營，以熟習水性計程車兵為主要兵員。如：“直隸水師四百七十六人，舢板戰船三十二艘，駐三岔河口”。濟寧“利捷水師營”於1868年設立，哨官1人，水師25人，船24艘。南河漕督及河督也設立了水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河道總督裁撤，河漕管理及其防務均由地方分段管理，茲不贅述。

結 語

京杭運河是沿岸各地的母親河，是中國七世紀之後歷代封建政權的生命河，它的興衰曾與國家的興衰，沿岸的經濟繁榮相關聯，因而，研究這條古老的河，並古為今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運河防務便是其中課題之一。

綜上所述，唐、宋之際的運河，因國都位於關中、中原，故黃河之南的運河發揮了巨大作用，由於江淮運河及江南運河不易淤積，航道長期保持良好狀態，故漕運發達，漕運防務體系初步確立。而北段運河利用率低，發揮的作用較小，所以，常受黃河干擾的北運河沒有受到朝遷的應有重視，河道管理機構沒有健全，河道防務初萌。南宋時期，宋、金以淮河為界，長期對峙，官家漕運受阻，分裂的局面使運河管理分割，南北交流幾乎終止。元代著手運河的直線溝通，河漕防務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故效果甚微。明清兩代是運河管理機構、漕運機構的健全時期，故運河的疏浚、漕運、防務、資訊傳遞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機構級別之高，管理人員之眾，分工之細，可與今天發達的陸路管理相媲美。據史載，清代河道總督屬下還設有河標資訊機構，名為“撥遞”，共設41撥、82丁，凡沿運河防資訊，短時間就可傳到總河署，或直傳京城。

漕運、治河機構正式建立後，也曾有過合併、短期裁撤，如：明代萬曆七年（1579年），漕運總督“加兼管河道”，河漕合併，合併後南方由漕運總督負責治河，山東、直隸則交巡撫“兼管河道”。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罷設總督”，治河與防務交由地方巡撫負責。

運河防務機構的駐軍除非常時期外，無有軍隊的緝捕職能。如《清史稿·兵志六》雲：“淮郡舊為黃淮交匯之區，特建兩大閘，設河兵及堡兵守之，河營遂之漕營並重……河營升遷之例與軍功同，專司填築堤防之事，而緝捕之責不與焉。”但調防仍屬軍隊性質。如：順治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裁撥抽調馬步兵共貳千零叄拾貳名”，其他年份也常有河防兵員調防。突發事件時，其他駐軍也調入強化運河防務。再如，清代鹹同年間，捻軍活動於蘇魯運河沿線，皇室驚恐，特派僧格林沁率清軍，李鴻章率淮軍，加強運河防務。1867年2月，“山東巡撫丁寶楨部署東軍加強運河防線，並派水師在運河巡河”。6月30日，“李鴻章至濟寧行營，籌劃倒守運河防線”。10月26日，“李鴻章在濟寧大營組建淮軍遊擊師3支，各一萬人，配合六七萬運河河防軍，追堵東捻軍”。

京杭運河縱跨海河、黃河、淮河、長江、浙江（又名錢塘江）五大水系，運河所設漕運、治河、防務三大系列機構及其分支，其職責範圍無疑也涉及這五大水系，尤其是黃河。明清在黃河中上游多次設立機構，並屬濟寧總河提領節制。但治河管理機構管理的是運河及其與運河航運相關的河道，明清時期漕運、管河的最高衙署設在運河線上的重鎮——淮安、濟寧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