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中沒有記載海都擊敗札剌亦部的過程，而是不惜筆墨的描寫了納臣偽裝成路人殺死札剌亦部看守馬群的孩子，奪回家族馬群的經過。有了這些失而復得的馬群，孛兒只斤氏在經濟上便對只能用草根充飢的札剌亦部形成了絕對優勢。

隨後再透過聯合巴爾虎部等其他盟友，合力絞殺札剌亦部這樣的外來戶就並非難事了。不過對於和自己有著血海深仇的札剌亦部，海都並未趕盡殺絕，而是與其建立起“世為主奴”的附庸關係。當然札剌亦部並非唯一依附海都的部落。根據《元史》的記載，隨著孛兒只斤氏的日益強大“四傍部族歸之者漸眾”。

海都及其子孫盤踞斡難河流域之時，正是遼帝國統治的巔峰時期。公元1004年，遼帝國於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西南建立鎮州、防州、維州三邊防要塞。正式確立了其對蒙古草原東部的統治地位。以鎮州為治所的遼帝國西北路招討司除負責駐軍鎮戍、開闢屯田之外，還負責管理韃靼及蒙古諸部。

起初遼帝國採取直接派員充任蒙古諸部節度使以加強統治，但面對遼帝國馬、駝、貂鼠皮、青鼠皮的歲貢，且需應徵出兵的勞役，草原諸部多不堪其擾。遼朝任命的節度使只要不善撫綏，便往往會引起群起反抗。

無奈之下，遼帝國不得不改變對蒙古草原的統治策略，改為由諸部首領管理部內事務。海都次子察剌孩便受封為“令忽”（為漢語中“令公”的音轉），察剌孩之子必勒格則更進一步升級為“詳穩”（漢語中“相公”的音轉）。由此可見，海都的子孫不僅被遼帝國冊封為地方官吏，更開始逐漸接受遼帝國輸入的“二手”漢文化。

公元1125年，強盛一時的遼帝國在女真入侵和內部宗室叛亂的雙重打擊下最終歸於崩潰。與遼帝國治下諸多漢族官吏、難民向南湧入宋朝領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諸多契丹貴族選擇了向北，退入蒙古草原。其中便包括了遼帝國的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及未來在中亞建立西遼王朝的耶律大石。

客觀地說，大多數逃亡蒙古的契丹貴族或多或少都動過借用蒙古諸部力量復國的念頭，耶律延禧以夾山（今內蒙古自治區大青山）為最後的容身之所，耶律大石取道蒙古汪古部的地盤西進都是這一思路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