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規定十六兩一斤”，至少從秦漢就開始了，但實際上可能要早得多，早到春秋之前。何以如此，其中“隱藏”著古人的深邃智慧。

關於這件事，說得最清楚的，是班固的《漢書》。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最早的紀傳體史書，記述年代之長，涵蓋方面之廣，不僅在當時的中國，從那前後的全世界來說，也絕無僅有。

《史記》中有“八書”，記載了迄於漢代的“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等八個方面的歷史沿革及典章制度。可惜的是，他沒有講到“度量衡”的情況。

班固的《漢書。律曆志》補上了這一缺憾。

班固首先解釋了“衡權”的含義。

現在出土的有戰國時的“秤錘”，為青銅所制。

關於“衡權”，《尚書》和《論語》都有很重要的論述，大約可以作為開頭第一句話的佐證。

班固說：“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他講，“秤錘”，有“銖、兩、斤、鈞、石”五種，他稱之為“五權”。這五種“秤錘”，在“衡”這個“秤桿”上找到平衡點，就可以知道所秤之物的輕重了。

“五權”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班固說：“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列子·仲尼》雲：“髮引千鈞”，這是千鈞一髮成語的出處，意思是用一根頭髮掛著“千鈞”，也就是三萬斤的重物，以比喻萬分危急。

那麼，一“銖”又是多重？

班固說，一百個黍粒為一“銖”。

其實，不同說法是存在的。

《禮記·儒行》也說，百黍當一銖；《荀子·富國》雲，十黍為一銖；西漢劉向《說苑》曰，九十六黍一銖；劉安《淮南子·天文》說，一百四十四黍一銖。

班固一定知道這些不同說法，只有《禮記》的說法與他一致。他搬出了自己的依據，說，確定“十二律”之“黃鐘”音準的“管子”，稱“侖”，它的重量，合一千二百黍粒，這就是十二銖。

這個解釋其實有些牽強，黍粒有大有小，有輕有重，一粒不差地以一百粒為一銖，顯然不可能準確。

但是，班固談到了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衡權”的重量，與“十二律”有關，“十二律”又與古人天文觀象的成果有關。因此，古人在確定“衡權”的“單位”上，也是與天文觀象有關的。

另外，儘管班固沒說，實際上，“權衡”一定是與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的交換有關的。

比如，“秒”，本義是“稻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是長度單位，但同時，又是古代時間單位和容量單位。無論如何，皆於農業生產及交換活動有關。

“黍”，是中國作為世界三大農耕文明發源地之一最早馴化的糧食作物。以其作為重量“基礎”依據，也一定是在相當早之前。

相當一根“黃鐘”之“管”重量的黍粒，是十二銖；兩根 “管” 之重量的黍粒，就是“兩”。

“兩”這個字的來歷，就是“一加一”。古時，一匹布，長四丈，分兩卷，一卷為“五尋”，一“尋”八尺。所以，一匹布，亦稱“兩五尋”——兩卷五尋之布。

“斤”，本義為“斫木之斧”。之所以引申，是借用 “斧刃”鋒利之“斤斤”一詞，表示“斤，明也”，班固就是這樣解釋這個重量單位的。《爾雅》《毛詩》皆解為“斤，察也”，可為佐證。

班固的解釋看起來有些玄乎。

他說，《易》有十八種變化。“五權”的建立，用“合道之義”來確定，用物體來衡量，其餘大小的差別，用輕重來分別。他說，“銖”，表示物體從很細小開始，可以明顯區分差別。“兩”，是黃鐘律管的兩倍重的意思。由二十四銖形成一兩，是二十四節氣的表現。“斤”，是“明”的意思，共合三百八十四銖，是《易》二篇的爻數，是陰陽變化的表現。十六兩形成一斤，是表示用四個季節乘以四方。

他還說，“均”，是平均之義，陽氣施放，陰氣轉化萬物，都能得到平均的結果。秤錘與物體重量均平，重量就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正好是萬物的表示。四百八十兩是六旬周行八節的象徵。三十斤為一“鈞”，是一個月的表示。“石”，是大的含義，是重量最大的單位。四“鈞”為一“石”，是表明一年有四季。重一百二十斤，表明一年有十二個月。到十二辰停止又從子時開始，正是黃鐘重量的表示。一千九百二十兩是陰陽的數字。三百八十四爻，是五行的表示，等等。這樣，一歲的功勞成就了，五權制也就嚴格了。

玄嗎？確實很玄，但絕非沒有道理。

雖然班固似乎在以“陰陽”“五行”理念解釋“衡權”和“五權”，但背後都根源於古人天文觀象取得的成果。

“赤道”“黃道”源於觀象；日周行為“年”，月周行為“月”，日生日落為“日”源於觀象；“四時”“四象”“四方”源於觀象；“二十四節氣”源於觀象；“曆法”源於觀象；“易”變之哲學源於觀象；“數術”思想源於觀象；“十二律”源於觀象。“五權”及之間的關係，也很可能源於觀象。

當然，也與農業生產及交換密不可分，這是生產實踐。而觀象，則是科學實踐。

在這樣的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哲學、數學和其他一切衍生知識，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