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一部文化短片《番客》在潮汕朋友圈刷屏。上一代番客遠渡重洋造成的遺憾與留守親人念念不忘的心結在這一天得以解開。冒涉風濤也要回家、滄海桑田不忘祖先，對於潮汕人而言，紀念先輩關乎家族的歷史與個人的來路。“潮汕人，福建祖”的俗語不知從何時在潮汕流傳，雖是民間俗語，但確可以印證粵東移民的歷史與潮州文化的源流。

世澤與家聲

潮安區浮洋鎮隴頭李的李氏家廟近年重修，重新描繪的彩畫讓祠堂煥然一新，大門兩側鐫刻著世代流傳的姓氏楹聯“隴西世澤長，莆田家聲遠”。從浮洋鎮隴頭李村的李楚東有記憶起，祠堂就有這楹聯。隴頭李是個規模不大的自然村，關於村子的歷史多數人說不出個所以然，李楚東也不太清楚，“村裡的老人都會說，我們祖上是福建過來的，就這樣一代代傳下來。”

“世澤”與“家聲”是姓氏楹聯中常見用詞，介紹姓氏的來歷及郡望，記敘本支的遷徙與綿延。

除了姓氏楹聯，在潮汕的村志、族譜中也常見宗族從福建移民來潮的記載。

潮州文祠鎮鴨背村的廖氏祠堂，鐫有楹聯“登榮聚家族，永定分宗支”；汕頭潮南田心陳氏祖祠供奉的陳仕穎祖籍福建莆田，宋端平三年（1236年）任潮陽知縣，任滿落籍城南，之後其後人又遷居普寧、惠來；龍湖鸛巢李氏史遷祖為莆田白沙鄉人，在南宋末年逃兵亂至此……

東西走向的南嶺山脈和東北—西南走向的武夷山脈在潮汕北部相遇，一道餘脈轉向西南伸進南海，成為橫亙在潮汕西北部的蓮花山脈，將潮汕與珠江流域在地理上區隔；一條韓江聯結上游的汀江與贛江，“大海在其南”為其勾勒曲折的海岸線。潮汕地區大多數時間屬粵，但其文化卻與廣府文化呈現出明顯的不同。從地理環境上看，潮汕的確屬於“省尾”，但也因其“省尾”的偏僻和與廣府的阻隔，使得潮汕能與接壤的福建在地理與人文上直接往來。

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潮汕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化外之地，北方中原政權陸陸續續透過駐軍、建制等方式開發潮汕，但直至隋唐，潮州土著少數民族的勢力仍然頑強。唐初總章二年（669年），泉潮間蠻僚嘯亂，來自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的陳政奉命平定，招募58姓民眾為兵。之後其子

陳元光為漳州首任刺史，被奉為開漳聖王。

陳氏一族與蠻僚鬥爭多年，直至開元三年（719年），陳元光的兒子陳珦降服蠻僚，方結束這場持續近半個世紀的戰爭。陳珦出生於漳州漳浦，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年老上疏請辭，歸還故鄉，因延醫診治未果逝於光州。

如今潮汕、漳州的部分陳姓認為自己為光州一派。

陳氏當有後人留在潮汕、漳州，但對於當時的陳珦而言，落葉歸根仍然要回到光州。

饒宗頤總纂的《潮州志·民族誌》中記載，“福老人由福建南部沿海岸而移植，客家則由江西逾嶺，在虔、汀、梅之交，即由山脈向閩粵山地逐漸分佈。從遷移地理論之，福老從海線來，可名曰海系，客家隨山脈而遷，又名曰陸系。”

潮州文史學者陳賢武從方誌和家譜資料考察，認為漢族移民遷居入潮，

遷入潮汕地區定居的漢族人，大致可分為福佬人和客家人

兩個支系，有三個重要來源，一是宋代官師官落籍，二是南宋末隨二帝播遷的軍民，有部分散居在本區，三是元末到明初，由閩贛遷入的家族。人口規模最大的當數第3個來源。“漢文化的潮州地方亞型，尚賴宋元以後福建移民的遷入，才逐漸形成。閩文化的西漸和潮州的福佬化是潮州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

福建的開發

是“福老”還是“福佬”？“福佬”是什麼？“福佬”與“河洛”的關係是什麼？學界至今未有定論，大致共識為

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帶，講閩南方言的漢族人。

有說法認為“福佬”即“福建佬”，即福建人，但

“福佬”與“河洛”在閩語中的發音相近。

順著“潮汕人，福建祖”的俗語追溯宗族脈絡與文化源流至福建，“河洛”這一概念出現。

河洛地區是指以洛陽為中心、黃河與洛水交匯處的廣大地區，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南至汝穎，北跨黃河至晉南、濟源一帶，居於中國古代政治版圖的核心區域。閩南語有河洛話之稱，部分臺灣人也自稱“河洛郎”。

潮汕與福建的方誌、族譜在提到源流時常從“永嘉之亂，衣冠南渡”說起。韓山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兼潮學研究院院長陳海忠認為，西晉永嘉年間大量中原漢人進入潮汕的說法不可信，“遇到戰亂，中原漢人向南避難，首當其衝應是江南。”東晉至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造成的直接結果為江南地區承接大量來自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的移民。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同樣認為，永嘉時中原的衣冠士族如從陸路南遷，到達江淮間即可基本脫離危險，渡江後即可獲得政治、經濟地位，何必千里迢迢繼續南遷入閩？

永嘉之亂後的兩百多年，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朝梁將領侯景起兵叛亂，攻佔梁朝都城建康。同年又有蝗災，之後江南持續多年戰亂，亂自北方來，移民浪潮推向地理位置上更偏南的福建、嶺南。這是福建西晉末年到唐五代時期的第一次移民浪潮，而後

唐代兩次大批入閩漢人，都以河南中州人為主。唐代是北方漢人入閩並促進福建開發的一個重要時期。

據載，隋代福建人口僅1。2萬戶，到了唐中期的開元、天寶前後（713—755年），福建人口上升到93535戶，為隋代的7倍多。福建移民開發地區從福建北部的閩江流域逐漸擴大到閩南、閩西的晉江流域與九龍江流域。唐朝，福建全境開發的格局形成，之後陸續有北方漢人進閩。

人文地理學博士王宜強在《福建移民開發的歷史程序》中總結福建移民在空間呈現近橢圓形開發軌跡，自西北向東沿海岸線向南延伸，復折向福建西南和閩西、閩北地區，最後向閩中、閩東。

至南宋，中國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陸續不斷地湧進閩地，福建成為經濟文化發達的大省。農業上不斷開拓耕地，建州、南劍州出現“田敷百級階”的壯麗圖景，可知當時梯田已遍及高山峻嶺；沿海平原地區則向江河湖海要田，沙灘和海塗闢為良田。

因其相對江南而言兵火較少，福建被當時遭遇靖康之難的趙宋視為王朝可靠的後方。福建籍名臣廖剛對高宗提出“惟永嘉（今溫州）與福唐（福州）所當留意”，認為朝廷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退守福建。而後，南宋宗室也確遷往福州、泉州，甚至到潮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0記載，建炎三年（1127年），西外宗正司遷到福州，屬其管轄的180名宗子隨之遷入，此後又一度遷往潮州。同年，南外宗正司遷往泉州，隨行宗子349人定居泉州，其後繁衍生息，到慶元年間（1195—1200年）發展到1700餘人，紹定年間（1228—1233年）達2300餘人。

2021年7月，在福州舉辦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專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6個世界遺產。從宋元時代輝煌無匹、屬於天下萬民的泉州港可以窺見當時福建經濟貿易的繁榮。這一時期，定居人口中專門從事商業的居民越來越多，福建商業和集市貿易迅速發展，城鎮興起。宋代，福建制瓷業發展到了頂峰。青瓷的燒製工藝和技術受江浙龍泉青瓷的影響較大；青白瓷在閩北則受景德鎮青白瓷的強烈影響。王宜強認為，江南陶瓷技術移民的輸入是福建宋元時期在這一領域達到先進行列的重要推手之一。

經濟文化發展，人口劇增，福建的人地矛盾凸顯。福建境內面積的90%以上是山地丘陵，耕地特別缺少，人均佔田面積少。北宋元豐年間，福建路每戶平均佔有的官民田11。2畝，只及南方人口密集的五路平均數的36%，戶均田畝數次少的兩浙路仍比福建高80%。

人稠地狹的福建在北宋開始已有向兩廣地區的移民，臨近的潮汕地區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潮州文化迎來閩文化西漸與福佬化的重要環節。

閩風入潮

“宋元時期，中華主流文化以閩文化為中介，對本地區影響的力度加強。由於閩人對本地區規模空前的移民，閩地風俗濡染嶺東。”陳賢武介紹，宋元時期閩文化影響本地區，主要透過兩個途徑，閩人直接移民和閩籍官師的宦仕潮州。

陳賢武考據，宋代潮州職官多閩人，以知州為例，北宋知州籍貫可考者30人，閩人17人，南宋知州籍貫可考者63人，閩人36人。陳海忠介紹，宋代潮州官員普遍重視文化教育，尊崇韓愈，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歷任郡守長吏均積極籌措經費，傾力舉辦州學、縣學和書院，使之成為儒學教育的主要陣地。

官塘秋溪陳氏大宗祠中有“閩海分藩傳舊德，秋溪卜世振新猷”記載。據官塘清末秀才陳舜臣所著的《心耕谷果》，“陳坦父名宗慶，坦由進士知廣東潮州府海陽縣事（宋元符間），公治邑有惠政、任滿，為百姓所攀留，遂卜居秋溪鶴塘，建祠以祀先祖，終後葬於後山山柄”。陳坦祖籍莆田仙遊，世居泉州，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任海陽縣知縣，在職期間，關心農桑，興修水利，捐獻俸祿，支援海陽縣學宮的修建和辦學。任滿回鄉之際，潮州民眾極力攀留，陳坦於是決定帶家眷長住潮州。

宋代大量士人出仕潮州，他們任職期間，注重文教，卸任之後，不少人卜居潮州，成為當地望族。

明朝“三世尚書”林熙春的祖輩林開佑於南宋末年由福建莆田前往潮安庵埠鎮創鄉，因地鄰莊隴，這一支也稱莊隴林；南宋大理學家楊時的孫子楊嵐在淳熙十年從莆田遷入揭陽，後遷庵埠；莆田方驥之為淳熙年間潮陽尉，後遷惠來，為惠來方氏始祖……

在遷入潮汕的閩人中，莆田籍官員及其後代佔據相當比重。

莆田在明朝一度成為朝廷“設局駐員”的移民管理機構的駐地，不少官員停留在此，繁衍生息。此外，莆田當時作為文獻名邦，興學成就顯著，培養一大批登科士子與官員。宋王邁的《興化軍修學增稟記》中雲：“莆壤墜褊小，……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為中州冠。”遊西澤《通判題名記》中稱，“科名之盛，甲於閩中”。宋代，莆陽士子登金榜者為數甚多。據有關志載，宋代320多年，登進士者就有826人。徽宗政和5年（1115年），一科就中24人。宋代狀元有徐鐸、黃公度、鄭僑、吳叔告、陳文龍五人。熙寧九年（1067），徐鐸舉狀元，薛奕中武狀元，神宗譽為“文武魁天下”。紹興8年（1138年），黃公度為狀元，陳俊卿中榜眼，當時流傳“杉榆未五里，魁亞佔雙標”之語，名噪一時。

《永樂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風俗形勝》記載，（宋）孝宗嘗問（王）大寶：“潮風俗如何？”大寶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明代弘治的《興化府志》講述莆田宋代風俗，同樣提到“家貧子讀書”。或許是相似的地理環境與當時鼓勵文教的政策背景，當時閩籍仕潮官師，尊崇韓愈，慨然以興學明道為己任，《永樂大典》中的宋元方誌記載，他們興建州縣學宮學舍，創辦書院，辦置、擴充學田，保證了辦學經費的來源。在這些閩籍官員的努力下，宋代潮州教育比唐代有顯著的發展。

明嘉靖《潮州府志·選舉志》載，太平興國四年（979）海陽人謝言以“草澤應詔，進士及第”，自此後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進士第。這一批精英，是在民眾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狀況下出現的。隨著教育的發展，中華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傳播，潮州社會文化的發展水平已經不低於發達地區，故《方輿勝覽》有“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殊於上國”之譽。

“北宋之初的開寶四年（971年），潮州人口大約15萬人；到了南宋之末的鹹淳十年（1274年），人口已經增長到75萬人，大量新增人口仍然主要來自於福建的移民。”陳海忠認為，這使潮州文化帶上了濃厚的閩南文化色彩，也使潮州地區進一步的福佬化。

福建移入潮從宋持續至明代。

嘉靖後期，韓江流域的商貿活動繁榮，潮州因其地理位置，當閩廣之衝，成為韓江流域經濟中心。潮州進入發展的高峰期，轄縣數由明初的4縣增加到後期的10縣，經濟面貌迅速改觀。時人王士性不由地驚呼：“今之潮非昔矣，閶閻殷富，士女繁華，裘馬管絃，不減上國。”陳海忠認為，

到明代，潮汕地區的福佬文化已經成型。

唐山，唐山

來自中原的家族千年來陸陸續續向南移民，山水迢迢，朝代更迭，唯有宗族是長期穩固的單位。

陳海忠說：“當時的移民不是單打獨鬥的，是一個大的宗族，只有以宗族為單位，才能在漫長、艱難的移民路上存活下來。宗族裡面有士人階層，也有工商業者、藝人、樂師等，形成一個集團，同時也把整個文化儲存下來。”不論是進入福建的中原漢人，或是經由福建進入潮汕的漢人，都不可避免地面臨以家族為單位的鬥爭，早期是土著與漢人，之後則是移民而來的家族之間。

王宜強認為，北方移民為取得生存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以宗族的實力做後盾，從而在兵荒馬亂的惡劣環境和交通困難的條件下加強相互扶助，鞏固血緣關係。家族勢力在謀求生產資料、經濟利益以及軍事防禦方面起著重大作用。

或是出於對家族勢力的鞏固和樹立正統，或是對祖先的崇拜和對祖源地的追念，福建家族或鄉族的建廟造神活動大體上起源於唐末五代，興盛於宋元明三代。陳海忠認為，

潮人重視宗族血緣關係，很大程度上源自遷潮閩人中的官宦世家重視家族歷史的文化傳統。

宋元明三代，潮汕的宗族經過多年的經濟積累和文化積累，有了一代代出人頭地、光耀門楣的子弟，宗族的榮譽感和集體認同不斷加強。陳賢武介紹，當一個普通農家子透過科舉而躋身士大夫階層之後，除了透過封蔭和免役減賦，從而提高整個家族社會經濟地位之外，他首先要做而且必須做的事，就是宗族建設：修族譜、建祠堂、置立族田以贍族獎學等。經過宗族鄉約化、聯宗活動和聯姻圈的擴充套件，潮州鄉土社會宗族化的程序，到明末已經基本完成。地緣和血緣疊加的鄉族社群，成為潮州社會最基本的構件。社群傳統的人際關係、思想和行為方式，也成為鑄成潮人文化品格的一股重要力量。隨著海禁洞開，近代潮人更是依靠宗黨親友關係大規模移民海外。

陳海忠是登塘鎮人，在中元節當天剛剛參加了宗族裡為考上“985工程”高校的學子頒發獎學金的儀式。在他看來，宗族仍然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支援宗族的子女讀書，這是宗族的傳統功能，現在還在繼續。”陳黌利、陳偉南、謝慧如等一批海外潮人回饋故里，反哺宗族，其所依據的是其基因裡對於文化的認可、對於宗族的認同。

“民國三十八年，敬稟者，天佑唐山，日寇敗退，聞兄於今年冬至前回唐，日夜盼望兄長早日歸家團聚。”短片《番客》中，恩成弟在信中告知兄長解放指日可待，期盼兄長回唐山。潮人把出海打拼稱作“過番”，華僑稱作“番客”，回國稱作“回唐山”。

是潮人，更是唐人，是中華民族。《番客》在彈幕網站嗶哩嗶哩上播放，天南地北的網友在彈幕中報出家鄉和自己的出處。藝術無疆，中華文化中有著永恆的懷舊情結，這是人類探索世界的第一步——我從何處來？

葛劍雄認為，沒有移民就沒有中華民族。對於潮人而言，祖先從福建來，而對於福建的宗族而言，“蘭陵”“汝南”“弘農”這些古老的地名在楹聯上一代代傳承著，提醒著後人家族的起源在北方，在河洛地區。

潮人的故事或許可以從“潮汕人，福建祖”講起，但卻沒有辦法講完，在唐山沉默的注視中，潮人將走得更遠。

■參考資料

《閩南對潮汕的人口和文化輸出與潮汕地區的福佬化》謝重光；《中國移民史》葛劍雄；《福建移民開發的歷史程序》王宜強；《潮汕史簡編》黃挺；《“福佬人”考略——廣東漢族來源考之二》楊豪，等等。

【策劃】達海軍

【採寫】肖燕菁

【作者】 肖燕菁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