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之初，決心治理官場貪賄流弊，於是讓身邊親信故意行賄，以便發現受賄者；有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決定誅殺他。

尚書裴矩諫勸：“為吏受賄，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導德齊禮之義。”

太宗認為他說得有理，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員訓誡曰：“裴矩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價此事：“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動則景（影）隨矣。”

這段話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即君子與小人是可以互相轉化的，轉化的條件就是看君王是昏君還是明君。

遇到明君，小人可以轉化為君子；遇到昏君，君子就可能轉化為小人。裴矩在隋朝是佞臣小人，因為隋煬帝是昏君；但他到了唐朝變成了忠臣君子，因為唐太宗是明君。

無獨有偶。南宋理宗皇帝趙昀好讀書，禮部侍郎兼侍讀程珌（bì）進讀《三朝寶訓》（記錄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言語之書）時，理宗問：“《三朝寶訓》雲‘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

程珌答：“治世所以少，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蓋君子初未嘗少，聖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嘗多，庸君出而小人多。”

宋理宗連連讚歎。程珌的認識與司馬光的評價是完全一致的。

清明之世明君執政，必然重用君子治理國家，小人只有改弦更張才能得到重用，否則就將被淘汰甚至被殺頭，所以君子就多了小人就少了。如漢文帝、漢景帝時“文景之治”，唐太宗時“貞觀之治”，都沒出多少小人，因為明君在上，小人不敢作惡，而君子則得到重用揚眉吐氣。

唐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七月某日，唐太宗賜宴群臣曰：“魏徵每諫，我不從，他就不應話，何也？”

諫議大夫魏徵對曰：“臣以為事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

太宗曰：“你可先應我，然後再諫奏，何必不應！”

魏徵曰：“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

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

魏徵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這段君臣對話表明，是唐太宗的賢明，成就了魏徵的美名，

如果太宗是昏君，魏徵恐怕就不敢犯顏直諫了

。

有昏君就有亂世，而亂世則小人出。

這種現象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君王一昏到底的。如隋煬帝，即位之日就是昏君，做了十多年皇帝，身邊只有小人，正人君子都遭毒害，他最後也是死於小人之手。

二是君王亦昏亦明的。如武則天，集賢明與昏聵於一身，為鞏固自己的地位重用了很多小人，但她又深明治國之道，重用狄仁傑、婁師德、張柬之等賢相良將，所以國家總體上是平穩發展的。

三是君王先明後昏的。如唐玄宗，前半生是明君，重用姚崇、宋璟、張九齡等人為相，造就了“開元盛世”；後半生迷戀楊貴妃就成了昏君，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等小人蜂擁而出，導致“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走向衰敗。

昏君出而小人隨是一個規律，因為昏君需要小人諂媚，小人更需要昏君庇護，這就如同蒼蠅逐臭，生性使然。

唐中宗昏聵，武則天之侄武三思就作威作福起來，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這四個朝廷大員，就見風使舵，成為武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這五個小人，更是為虎作倀，時人謂之“五狗”。

宋真宗昏聵，丁謂、王欽若、劉承珪、陳彭年、林特這五個很有才能的高官，就變成了小人，時人謂之“五鬼”。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昏君大都迷戀聲色犬馬，討厭讀書理政，正人君子受大環境的影響，道行不深者難以獨善其身，就諂媚邀寵蛻變成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