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出現過幾次貴臣現象。隋文帝時代有所謂的“四貴”，煬帝時代有“五貴”，後來天下大亂，洛陽的皇泰政權也有所謂的“七貴”。國家大政被幾個重要政治人物把持，而非依靠政治機關來運作，從歷史的進化發展來看，是比較落後的政治狀態。

一系列的貴臣攬政，隋朝的前身北周沒有，後來的唐朝也沒有。隋文帝致力於建立三省六部制這樣的先進制度，照這個趨勢，自然是向君主獨裁式政治模式轉變，一切天子說了算。但文、煬兩代卻搞出了悖論，一邊完善政治體系，一邊縱容貴臣政治。這等於把政權分給臣僚，重又撿起了北朝時代貴族政治的老一套。

是隋朝皇帝不夠聰明？抑或是貴族政治慣性強大？深入地分析一下，似乎並不是這麼簡單，也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的。

一、北齊的貴臣政治

隋朝政治制度很多來自北齊，這是廣為人知的一種說法。北齊的許多政治理念和制度設計，在隋朝都找得到痕跡，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貴臣政治在北齊也是源遠流長，有著和隋朝差不多的發展歷程。

齊神武帝高歡像

北齊分別出現過三次貴臣政治。第一次是齊神武帝高歡時代，有所謂的“四貴”（注：《北齊書·列傳第十·孫騰傳》）。分別是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和高嶽。前三位都偏於行政領域，都擔任過東魏的尚書僕射，是高歡的主要幕僚。高嶽是高歡的族弟，是一位功勳卓著的戰將，深受高歡的器重和倚靠。

高歡的“四貴”多有劣跡，比如貪汙受賄、欺壓良善等等。但公允地講，這四位貴臣在東魏北齊創業過程中發揮更多的是積極作用。高歡對他們也給足了信任、給足了面子。

但隨著高歡去世，文襄帝高澄（帝位系死後追尊）、文宣帝高洋相繼執政，“四貴”遭到政治清算，高嶽傳聞被文宣帝賜鴆毒死，另外三位都不同程度遭到打擊，雖然都以善終，但政治權力基本被剝奪殆盡。“四貴”遭到打擊，表面上看似乎是貪汙枉法所致，根本的還是貴臣擁有的政治權力過大，分割了皇權，引發皇帝的不滿。

第二次是齊後主即位初期的“八貴”。分別是胡長粲、領軍婁定遠、錄尚書事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尚書僕射唐邕（注：《北齊書··補列傳第四十·胡長仁傳》）。這一批貴臣出現在武成帝去世、後主剛剛繼位之時，由於後主年輕不懂政事——事實上他也不願意理政，朝中軍政大事被這八位貴臣分而攬之。八貴的成分很雜，內官、外臣、武人、文官都有，從個人特點上看，有佞幸者，如和士開、高阿那肱；也有明於政事者，如唐邕、趙彥深。八貴總體上維持了齊後主時代的國勢，由於趙彥深等人的努力，北齊尚不至於危墮。但即使是昏庸闇弱的齊後主，對諸貴臣也有不平之意，他們的地位也沒能善始善終。

第三次是齊後主末年的“三貴”。分別是錄尚書事高阿那肱、侍中穆提婆和領軍大將軍韓鳳，這三位都是十足的近幸之臣，齊後主選用他們執掌中樞軍政大權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考慮，純粹是昏君與佞臣式的搭配。“三貴”執政將貴臣政治所有劣根性暴露出來，他們排斥忠良，不容賢人，熱衷於政治傾軋。北齊軍隊的臺柱子斛律光、宗室中的名將蘭陵王高長恭，都在穆提婆等人詆譭之下，被後主下令殺死。

誠然，貴臣政治在一這時期有他的合理性，例如高歡的“四貴”能夠以簡潔高效的決策核心，應對節奏快捷的國初軍政局面。但它的劣勢也非常突出，以人為政，就意味著人的作用壓倒制度的作用，人的行為缺少制度監管、缺少紀律監督，單靠執政的貴臣進行自律，很難管得住私慾。何況，私慾有時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被一個貴臣家族所牽制、左右。所以，在更多的情況下，化國為家、公器私用、眼光短淺、排斥異己，這是貴族政治的一般特點。歷史進行到隋朝，逐漸建立起來的良好制度，本應將落後的貴臣政治盪滌殆盡，隋文、煬父子，卻一再縱容出現。

歷史的黑洞在人性的左右下，張牙舞爪地展現著它的詭譎與迷亂，從來不會讓你輕易看破它的黑幕。

二、任用“四貴”與壓制關隴貴族

隋文帝的“四貴”分別是楊雄、高熲、虞慶則、蘇威。

隋文帝像

楊雄（542-612年），本名楊惠，與楊堅是同族兄弟。他在北周時已封爵為縣公，長年在京師禁兵中任職。楊堅矯詔輔政時，長安政治氣氛異常緊張，楊雄利用他的職務便利，為楊堅立下三件大功。

第一次是矯詔奪權。樞臣顏之儀反對楊堅輔政，便找來大將軍宇文仲充當宗室人員，讓他執政當權。楊雄是為皇宮中的右司衛上大夫，他率兵入宮，驅逐宇文仲和顏之儀，為楊堅奪權提供了有力的武力保障。

第二次是揭破畢王宇文賢密謀。宇文賢是周明帝之子，他不忿於楊堅輔政，企圖發動兵變。楊雄當時是雍州牧的別駕，發現時任雍州牧的宇文賢有出格言行，立即馳告楊堅，幫助楊堅搶先下手，將這起反抗行為扼殺於搖籃之中。

第三次是監視五王。趙王宇文招等五位宗室王入京會葬周宣帝，他們都是位尊望重的宗室血親，具有議定江山社稷的政治資本。但入京之後，立即被楊雄率兵監管起來。

楊堅一族篡周入隋時，唯一掌握一定兵力並且立下功勞的，就是楊雄。所以入隋之後中，文帝立即對他大加封賞，爵位從國公上升為廣平王，職務擢升為右衛大將軍，並特命其以武將身份參預朝政。楊雄遂成為隋朝炙手可熱的實權人物。

高熲（541-607年），字昭玄，自雲出自渤海高氏。其父高賓入獨孤信幕中為僚吏，宇文泰推行賜胡姓政策，高賓被賜為獨孤姓，從此與獨孤氏結下不結之緣。獨孤信被誅後，家人被徙往蜀中，反倒是作為屬吏的高賓沒有受多大影響，似乎一度還接濟過獨孤氏。

楊堅輔政後，急於擴大自己的班底勢力，聽說時任內史下大夫的高熲能力突出，又有岳父家這層淵源，便讓楊雄遊說他，將其召入楊堅的相府。“三方之亂”爆發後，前線軍心不穩，許多北周舊臣都觀望成敗，形勢危險之急。當楊堅一籌莫展之際，高熲挺身而出，自告奮勇到前線監軍。到前線之後以，高熲與老將韋孝寬同心協心，一方面壓服了部分人的反側之心，一方面沉著鎮定地指揮戰爭，很快將尉遲迥擊斬於鄴城。

高熲這次監軍開啟了相府舊人替代關隴老牌勳貴的序幕，鄴城之戰大獲全勝之後，由於韋孝寬隨即去世，高熲成為平叛戰爭的頭號功臣，在長安獲取了巨大的聲望。楊堅遂借勢以高熲為核心組建自己新的執政班底，劉昉、鄭譯等人被逐步排斥。

虞慶則（？-597年），本姓魚，不知其族屬所出，但其世居北邊，大概是鮮卑化的其他胡族人。虞慶則富有勇力，是位標準的武將。他的出身經歷最能代表“四貴”的特點。

虞慶則一直是中下級軍將，並沒有很突出的功績。北周末年，周軍擊退稽胡進犯後，選擇有文武幹略的將軍鎮守北邊。高熲當時在徵稽胡的軍中，對於鎮守將軍的人選有一定話語駐，他與主將越王宇文盛商議，選派了虞慶則當石州總管。

這是虞慶則發跡的起點，隋開皇元年，虞慶則調入京師，出任內史監、吏部尚書和京兆尹。內史監服務宮廷，吏部尚書主管選官，京兆尹則是保證京師軍政安全局面的核心官員。虞慶則這個任命跨度之大令人嘖嘖稱奇，充滿了貴官政治的色彩。

蘇威（542-623年），字無畏，隴右大族出身。其父蘇綽是西魏名臣，是宇文泰推行周禮六官的靈魂人物，他以一己之力，帶動北周行政制度走向了正規化，與宇文泰的搭檔關係堪比劉備之與諸葛亮、苻堅之與王猛。蘇威繼承其父勳位，又娶了北周權臣宇文護的女兒， 是關隴集團的新生代力量。

蘇威在北周時並沒有顯示出多高的能力，高熲向楊堅推薦之，但蘇威不悅楊堅篡位便舍官而去。隋朝建國後，隋文帝在高熲百般勸說下重新起用蘇威。蘇威家學深厚，很有些本領，又有其父蘇綽大名在前，故而他一出仕起點就很高，他一度兼任納言、太子少保、民部尚書、大理寺卿、京兆尹和御史大夫，除太子少保是勳官不領實職外，其餘諸職都是實有其權者。文帝評價在朝諸臣，認為以楊素之能，尚在蘇威之下。

開皇十七年虞慶則被貶斥處死，楊素補入中樞，與高熲共掌朝政，成為新的“四貴”之一。

三、弄巧成拙

這個時期的“四貴”是隋朝最成功的界中樞班子，雖然除了高熲之外，其餘諸公都各有自己的缺陷，但總體而言對開皇治世的形成作出巨大貢獻。

那麼從隋文帝的角度而言，“四貴”又意味著什麼？“四貴”中每人都兼任很多職務，從丞相到尚書部門的長官，甚至京師的地方行政長官，都被“四貴”囊括。貴臣總政，分割皇帝的權力，招來了很多物議。

高熲像

比如高熲，隋朝剛立國之時，就有人向文帝告發高熲結黨。由於高熲是觀王楊雄推薦的，文帝就召楊雄來詰問，最後此事不了了之。蘇威任兼六職後，也引起嫉妒，有人陰陽怪氣地指責蘇威戀權，不肯向皇帝推薦賢才。文帝也沒有深究。

但沒有深究不代表無動於衷，文帝內心深處其實也有所忌憚，並且採取了制裁行動。“四貴”之中楊雄任職文武，掌握著京師禁軍，文帝對其頗有忌憚。開皇九年，滅陳統一後，朝中形勢穩固下來，文帝下詔升楊雄為司空，雖然勳位達到了人臣之極，卻相應解除了宗正卿和左衛大將軍的實職，楊雄明白這是“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注：《隋書· 列傳第八·觀德王楊雄傳》），於是知趣地閉門謝客，終文帝之世不再參政。

“四貴”的人員組成也很有意思。文帝組建自己的執政班子，除楊雄是宗族子弟，其餘幾人都不是深交相知的故人，楊雄推薦的高熲，高熲又推薦虞慶則和蘇威，在極短時間內就召入幕府任為心腹，其實並不太符合政治運作的基本規律。

楊堅起自外戚，左右沒有心腹固然可以理解，但急切地任用並不託底的新人組建班子，步子未免走得有點太冒險。但是他似乎無從選擇，北周勳貴舊臣中有不少舊相識，楊堅並不敢用，無外乎怕用多了，勳貴集團重新把持朝政，對大隋朝產生不利。是以李穆、於翼、竇熾等人任三公、三師之職，被抬上高高的名位，手中卻無半分職權，這幾位死後相應的職位任其空缺。

從中大致依稀可以看出，任用“四貴”秉政，甚至不惜付出皇權遭到分割、朝中出現朋黨動向的代價，就是為了極大釋放政治素人的動力和激情，利用他們迅速夯實隋朝政治的根基。“四貴”也確實如文帝所願，帶著大隋帝國安安穩穩走過最初幾年的風波，完成天下一統的偉業。

新人集團的快速崛起的同時，關隴老牌勳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淡出了決策層。一個以禪讓方式取得政權的王朝，居然打出這樣一個開局，令人不得不佩服隋文帝的手腕。

凡事有利必有弊。猛藥治痾，固然收效極快，但各種副作用也十分明顯。

貴臣政治的弊端有哪些呢，這要和三省六部制對比著看。貴臣政治本質是人治，權力運作由人決定，而非制度決定。人治的政治質量完全看施政者的個體素質，貴臣品德好、能力強，就容易出現良好的政治運作情況。反之則會導致政治紊亂。

三省六部制的出現，實際上就是制度政治的一大進步，它從本質上是反對人治的。文帝一手製造出來的“四貴”，是對三省六部的一大破壞。“四貴”動輒任兼數職，從三省長官到尚書具體的業務部門都兼任，蘇威還兼任過御史大夫，從決策者到執行者再到監督者，三重身份集於一身，三省六部的分權理念蕩然無存。

破壞了制度後，所謂的“四貴”實際成了皇帝的私人班子，皇帝的意志左右制度執行的方向，貴臣們無從發揮主觀能動性，所謂匡正得失、諫諍糾偏都成空談。開皇后期高熲政治上沒有任何建樹、未能善始善終，楊素淪為皇家傾軋的黑夥計，蘇威則在文煬二帝淫威下成了修煉成軟體動物，不得不說，這都是變態體制下的貴臣政治造成的惡果。

文帝無此先見之明，繼任者煬帝也沒有深入琢磨，貴臣政治這個怪胎，很快就引發出傷根動本的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