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影視作品中，尤其是在講述清朝歷史的電視劇中，翰林一詞屢屢被提及，這也使得不少人認為翰林是清王朝的特有官職。

然而在正史上，翰林一職早在唐朝中後期就已出現，是皇帝出於加強個人決策權力的需要應運而生的。本文將以晚唐五代這一混亂時期為切入點，淺談翰林學士職權與晚唐五代時期的中樞政治。

翰林學士的出現與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結束後，唐王朝陷入到了藩鎮割據的混亂狀態中，雖然各藩鎮表面上仍服從於唐中央政府，但唐中央政府已漸漸失去了對藩鎮的控制，節度使們在屬地上各自為政，這也導致各藩鎮對人才的需求增加。

不少讀書人不再以科舉考試為主要的入仕途徑，紛紛進入各藩鎮的幕府中，成為將軍身邊的參謀幕客，即便是科第高中者，也往往放棄在中央政府的相關官職，前往節度使府自效軍門，或者是充當藩鎮書記官，或者為掌管兵馬錢糧事務的後勤官，或者擔任掌管刑獄訴訟的司法官。

這些文人實際上掌握了藩鎮的軍、政、財、法大權，在將軍幕府軍政事務處理中，既鍛鍊了他們的從政能力，為以後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礎，又逐步地為節度使所倚重，成為將軍身邊的心腹智囊。

而中央政府為了收攏權力，除了採用軍事手段對不服從管理的藩鎮進行武力征討外，在政治上則嘗試加強皇權，取消了原中書省中的中書舍人六押制度，改為翰林學士，不經過宰相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成為皇帝身邊的秘書官。

而在五代十國時代的割據政權，大都是由藩鎮演變而來，這些藩鎮之所以能從群雄對峙的局面中脫穎而出，成就一番霸業，固然離不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英勇善戰的將士，但是同樣也不能低估這些文人墨客的謀劃作用，大量儒者身居幕府，或為了顯身揚名，或為了建功立業，積極投身於時代的洪流中，成為左右華夏大陸未來的舵手，而這些人多少都會在政權建立後入朝進宮，成為皇帝身邊的翰林學士。

晚唐五代時期的翰林學士

中唐時代翰林學士的職能主要集中在草擬詔書和充當侍從顧問兩個方面。到晚唐三宗時期，由於內廷宦官權勢上升和藩鎮勢力的強大，皇權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甚至連君主的廢立都由宦官操縱。

而翰林學士則扮演了維護皇權的重要角色，是皇帝身邊最值得信賴的官員，但是由於該官位本質上是秘書官形式，無法在政治活動中與宦官及藩鎮集團進行正面對抗。由此可以看出，翰林學士的職權大小是和皇帝捆綁在一起的，正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在朱溫滅唐稱帝，建立後梁之後，翰林學士的職權也並沒有發生實際性的改變，終其原因還是在於五代時期的各個政權，大都歷經三世而早夭，政治系統和官職體系大多沿用前朝，長期的割據戰爭導致皇帝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梳理整個國家的內政系統。

而這種情況直到郭威建立後周後才有所好轉，後周雖然僅歷三帝共九年，但在這個政權九年的存續時間裡，共舉行了九次科舉考試，科舉考試的正常化給國家政權提供了人才儲備。

而為了能凝聚士子之心，避免他們因為主考官的身份緣故而在未來陷入到朋黨之爭當中，柴榮將科舉考試交付給翰林學士主持，此舉也意味著透過科舉考試的新官員們將直接代表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利益，有效規避了出現朋黨之爭的風險。

翰林學士與中樞政治

翰林學士自誕生起，就是由君主的意志選拔出的特殊官職，為君主宣傳詔意、出謀劃策的官職。也正因為如此，翰林學士沒有固定的權力，他們的權力的大小和皇權息息相關，在上文中我們提到晚唐三帝期間，朝中大權盡數落在宦官和各路節度使得手中，皇帝只是扮演了一個‘’吉祥物‘’般的角色，自然在這個時間階段，翰林學士的權力極其有限。

晚唐期間，翰林學士無法在權力上與宦官集團和藩鎮抗衡，這也導致翰林學士成為了宦官集團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晚唐三朝翰林學士中有經宦官提拔而來，並且入相。

翰林承旨學士楊收、盧攜、崔昭緯等人都是透過宦官的關係而入相的，這些人名義上是皇帝身邊的翰林學士，但在實際活動中，他們全部代表了宦官集團的利益，而少數願意效忠皇帝的翰林學士在宦官們的監視下也無法開展活動，就連唐昭宗本人在會見翰林學士之前都要派出自己的妃子去打探情況，而且見面時間不能太久，從而引起宦官警覺。

後梁期間，朱溫為了解決宦官專權之禍，任命其心腹蔣玄暉擔任樞密使，結束了宦官充當樞密使的歷史。皇權的加強意味著翰林學士的地位重回唐中期翰林學士一職初設之時，後梁一朝，由翰林學士拜相者有張策、杜曉、鄭鈺和李琪等四人。

到了後唐時期，皇帝們對翰林學士的選任握有主導權。這在後唐明宗《翰林學士承旨班學士上敕》中有較為明顯的體現：該詔書規定了翰林學士以入院先後依次定班位。

翰林承旨由君主制定，由此可看出五代時期君權力的加強。除此以外，後唐還在以前朝翰林學士制度為基礎，設立了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的地位要高於翰林學士，在樞密使和君主之間起到疏導溝通的相關作用。

石敬瑭建立後唐後，由於其得國不正，向契丹稱臣稱兒的行為在中原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鞏固政權根基，石敬瑭決定廢除主管軍國大事的樞密院，首先，石敬瑭將樞密院樞密使桑維翰遷轉為宰相，這體現了石敬瑭試圖加強宰相權力，減弱樞密使權力。

從而重新恢復唐初時三省制在中樞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以便牽制勢力龐大的樞密院。石敬瑭在位期間，三省的權力有所提升，並且此時宰相人選幾乎都由有國翰林學士經歷的文臣遷轉而來。但是樞密院的權力並沒有因石敬瑭的刻意削弱而消失殆盡，而是和三省一起成為中樞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後晉為契丹所滅之後，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建國稱帝，是為後漢高祖，在此時期，中書與樞密院共掌國事的格局已經比較清晰。

劉知遠將軍事方面的事務交給郭威處理，將百司內政交給蘇逢吉處理，同時，節度使出身的劉知遠在朝中任用大量侍衛親軍，這使得後漢朝堂出現了重武輕文的現象，大多數將領都對文臣持請示態度，這也導致後漢朝堂一度出現武人政治的現象。

樞密院復置後，權力相較後晉有了極大提升，以郭威、楊邠為首的一干武將一向輕視書生，排擠朝中文臣，其中楊邠更是屢次向劉知遠上疏闡明其觀點，‘’國家倉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劉知遠本人也對楊邠的建議持贊同意見，這也導致後漢朝中大事都要經過楊邠等樞密使們的同意，方可實行。在這種情況下，蘇逢吉的宰相之位形同虛設。

由蘇逢吉舉薦入相的翰林學士李濤為了扭轉這種武人政治的局面，上疏請求讓楊邠和郭威二人前往地方擔任節度使，然而這一提議使得皇帝大怒，最終導致李濤丟掉了宰相之位。由此可以看出，後漢時期的中樞政治是由樞密使專政的武人政治，翰林學士和宰相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公元951年，後漢樞密使郭威代漢建國，是為後周太祖，出身行伍的郭威在年少時飽經流離失所之苦，懷有一顆赤誠之心的他在繼位後勵精圖治，輕徭薄賦，發展生產，雖然郭威為臣期間輕視書生，但他明白文臣對於整個朝堂中樞政治的重要性。

其養子柴榮繼位後，在其基礎上對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重新將翰林學士納入到中樞政治的體系之中，為了方便處理政務，柴榮特意將翰林學士的辦公地點設定在寢宮附近，翰林學士可以直接進入皇帝寢宮商討政事。

結語

翰林學士制度自中唐產生以來，一直處於發展變化之中。在五代時期，翰林學士的職能不斷豐富，是晚唐五代中樞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翰林學士本質上是皇權的附屬，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政治不斷髮展的特殊產物，他所代表的仍是皇帝本身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