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於天師道的道徒絕大多數是貧苦農民，張魯政權建立後，在很多方面反映了農民的要求。首先，這個政權在整個管轄範圍內不設長吏，只以教中的大小“祭酒”為首領，率領人民練兵習武，組織生產，管理政事。祭酒與群眾之間不分等級貴賤，人人平等相待。

其次，廢除了嚴刑峻法。對轄區人民不隨便用刑，“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對犯法的人，先行教育，原諒三次，再不改悔，便依法處置。犯有小過的人，罰修道路一百步；對作惡多端的豪強地主，則予以鎮壓。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在經濟上採取了一些平等措施。從現存的歷史資料看，“祭酒”教入不蓄私財、禁酒，在轄區的途中設定“義舍”（旅舍），義舍備有米和肉，過路人可以停留住宿，吃飯、住房不花錢，但只能“量腹取足”，不許多吃多佔。

張魯政權的這些措施，體現了農民樸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符合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深受漢中、巴郡地區廣大漢族和少數民族勞動人民的歡迎，成為當時社會秩序最為安定的地區。

黃巾大起義的主力被鎮壓以後，全國農民革命轉入低潮。地主階級對農民武裝除了武力鎮壓以外，還利用招撫的手段進行瓦解；張魯政權內部也混進了不少地主分子；張魯政權的領導人本來缺乏明確的反封建方針，這就使得這個存在多年的政權的性質逐步起了變化。

漢獻帝建安十年（公元二一五年），曹操率領十萬大軍，自散關出武都攻打漢中。張魯沒有交戰就企圖交出漢中，退守巴郡。張魯的弟弟張衛反對退讓，率領數萬人駐守陽平關（今陝西勉縣西）。曹操軍付出了重大傷亡才戰敗張衛守軍。陽平關失陷後，張魯決定向巴中逃跑。臨走前，將士們主張把財物、倉庫統統燒掉，但張魯不許，而是用封條封好，完整地留給了曹操。

曹操非常高興，派人慰問張魯。張魯接受了曹操的招安，當上了鎮南將軍，被封為閬中侯，成為“邑食萬戶”的大地主和大教主。堅持了二十多年的漢中、巴郡農民政權，就這樣被張魯葬送了。

波瀾壯鬧的黃巾軍起義以及在其影響下的各地農民起義軍，相繼戰鬥了二十多年，最後遭到了失敗。造成這次起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主觀上說，起義軍一開始就進攻京師洛陽，這在戰略上是個失誤。因為洛陽是東漢統治的中心，駐有重兵，起義軍擁有的軍事力量尚不足以戰勝官軍，貿然進攻的結果，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

起義軍“八州併發，煙火降天”，來勢迅猛，聲勢浩大，但沒有能迅速集中，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幾支軍隊被東漢王朝軍隊分割在冀州、南陽、潁川等地，各自為戰，彼此不能聯絡，不能配合，給敵人造成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機會。僅僅十個月，三大主力就先後被擊敗，起義軍重要領袖接連犧性。

義軍三大主力始終在敵軍力量雄厚的中原地區作戰，儘管非常勇猛頑強，但缺乏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他們沒能避實就虛，向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進攻，而往往是死守一城一地，打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農民軍雖然作了長期的起義準備，但缺乏軍事訓練和作戰經驗，指揮失當，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

從客觀上說，起義軍的敵人十分強大，而且兇狠狡猾，除東漢王朝中央軍和地方軍外，還有許多豪強地主私人武裝。他們在鎮壓農民軍上達到了一致。起義爆發後，外戚和宦官集團之間的黨爭暫時停止了，漢靈帝下令解除黨錮，釋放“黨人”，兩派力量攜手合作，共同鎮壓起義軍。像敵軍統帥皇甫嵩、朱儁、盧植，原來都屬於黨錮集團，他們充當了鎮壓黃巾起義的劊子手。

從黃巾軍利用宗教說，開始是起了掩護革命活動、動員和組織群眾的積極作用的。然而太平道作為一種宗教，其本身不是革命的，它使黃巾軍的革命鬥爭蒙上了一層灰塵，起了模糊農民階級革命意識的消極作用。如張角把本該打擊的宦官勢力作為依靠物件，寄希望於他們的策應，結果事與願違，他們不僅同意“大赦黨人”，而且“並出家財以助軍費”，參與鎮壓黃巾軍的罪惡活動，成了混入起義軍的內奸。

青州黃巾軍在烽火連天的戰場上，競向敵方曹操寫信說：“漢行已盡，黃家當立”，你以前作濟南相時，“毀壞神壇，此道乃與中黃太乙同（和太平道差不多）”。宗教模糊了青州黃巾軍的階級視線，他們麻痺大意，最後反勝為敗，被曹操收編了。這些無不與宗教的毒害作用有一定的關係。黃巾軍的革命鬥爭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重大的歷史作用和深遠的影響。

這次起義是豪強地主勢力惡性膨脹的必然結果。正當外戚與官官輪流專政、政治腐敗、生產萎縮，整個社會走向絕境的時候，農民軍挺身而出，向“蒼天”宣戰，猛烈地衝擊腐朽黑暗的統治，強烈震撼了東漢王朝的統治基礎，使之分崩離析，很快走向了滅亡，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黃巾軍主力一直戰鬥在封建莊園經濟最發達的中原地區。戰土們攻塢壁，布豪財，掃蕩豪強勢力和地主莊園。其他各地農民軍打擊豪強官吏，強宗大族有的被殺，有的身家破亡，流落他鄉，土地兼併的趨勢得到暫時緩和，相當多的奴婢和依附農民擺脫了人身依附，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是，歷史發展是曲折的、遷回的，任何一種社會黑暗勢力不是經過一、二次鬥爭就可以消滅的。我國曆史上的封建世族豪強勢力一步步走向衰亡，是農民階級長期鬥爭的結果。黃巾軍雖然沒有實現消滅封建世族豪強的歷史任務，但他們沉重地打擊了發展中的豪強地主勢力。

最突出的是，黃巾軍起義與前兩次起義相比，有鮮明的特點和明顯的進步。這是我國古代農民戰爭發展到一個新水平的重要標誌。首先，黃中軍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明確的政治口號，作為他們的革命宗旨英併為實現這個宗旨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殊死的搏鬥。

秦末農民起義的發難者陳勝曾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豪邁壯語，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接過傳統的口號，提出過“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的要求。然而都沒有像黃巾軍這樣，提出明確的鬥爭綱領，把農民的階級仇恨引導到推翻黑暗的封建統治，建立農民政權這個根本問題上來。

綠林、赤眉軍在反莽鬥爭中，還不能完全擺脫“興漢復劉”正統思想的影響，對劉姓皇帝抱有幻想，而黃巾軍卻公開打出推翻劉姓東漢政權的旗幟，表明他們已經看清東漢王朝的反動面目，拋棄了劉漢正統思想的影響。前些年，在安徽亳縣出土不少曹操宗族的刻字墓磚，其中一塊上刻著“蒼天乃死”四個大字，說明東漢時這個口號的流傳是相當廣泛的。黃巾軍幾十萬將士不怕犧牲，英勇殺敵，也正是這個革命宗旨鼓舞激勵的結果。

其次，黃巾軍第一次把農民鬥爭與宗教活動巧妙地相結合，利用宗教形式把分散的農民發動和組織起來，形成有準備、有組織的全國規模的起義，這也是前兩次大起義所不能比擬的。這說明農民起義領袖的領導水平和鬥爭藝術在實踐中有了很大的提高。

秦末和西漢末年的農民戰爭都是在死亡威脅下揭竿而起的，雖然一呼百應，但事先並沒有組織準備。黃巾軍起義則不同，它事先透過太平道傳播革命思想，積聚革命力量，組織起義隊伍，然後部署兵力，發動進攻。他們不僅有比較嚴密的組織，統一的行動口號，而且有統一的行動時間，因而能夠微到一聲令下，三十六方、數十萬人同日而起。這在我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是個罕見的創造，它為以後農民鬥爭提供了新的經驗。

結語

東漢以後，不少農民起義都借用宗教組織形式，北宋方臘領導的起義軍還尊張角為師，可見這次起義的影響多麼深遠！張角和他領導的黃巾軍英雄們以他們那種不畏強暴，頑強戰鬥，寧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在我國曆史上寫下了一曲農民革命的正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