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當泗水亭長的時候，家境並不豐裕。因此，年幼的劉盈常和母親、姐姐起到田間做活。劉邦起義以後，劉盈與家人並未跟著劉邦，生活不安定並長期處於驚恐之中。在劉邦的岳父與妻子被楚軍俘虜後，劉盈姐弟在路上遇見了父親劉邦。姐弟雖與父同行，但在一次被秦兵追擊中，劉邦為了讓馬車快跑，競三次將他們推下車子。太僕夏侯嬰不忍，三次下車把他們抱了上來，並責備高祖說：“車子本來就跑不快，把兩個孩子扔了又能起多大作用？”後來，他們被送到漢軍的大後方關中，流亡的生活到此才算告一段落。漢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打敗項羽稱帝，年僅9歲的劉盈被立為皇太子。但是，漢高祖劉邦認為劉盈膽怯懦弱，與自己不像，因此並不喜歡他，反而覺得寵姬戚夫人所生趙王如意與己頗似，便想改立如意為太子。漢高祖十年，劉邦廷議改立如意為太子，終因眾大臣的極力反對才作罷。

高祖十一年，淮南王英布造反，劉邦原準備讓劉盈帶兵前往平叛，但四皓認為太子帶兵，勝則無功，敗則有過。無奈之下的劉邦只好親征，誰在此役中身受重傷並一病不起。劉邦在病重期間，仍想改立太子，最後還是四皓使他改變了主意。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劉邦病逝，於是劉盈登上了皇帝寶座。漢惠帝即位後，雖說是萬人尊崇，但在獨斷專行的母親管制下生活，鬱鬱寡歡，很是不幸。漢惠帝很多事情並不能做主，就連冊立皇后都是由母親呂太后為他一手操辦。不可思議的是，呂太后競將劉盈的外甥女張氏立為皇后。婚後，呂后曾想方設法讓她生子，但張氏卻始終沒有懷孕。無奈，呂后就讓她謊稱懷孕，取後宮美人之子做兒子立為太子，又將其親生母親殺死。

劉盈即位後，本希望母親能和睦親族，但呂后掌權後變本加厲地迫害他人。高祖在世時諸姬多被寵幸，長期受冷落的呂后此時便把高祖的嬪妃作為迫害物件。她下令把高祖生前寵幸的戚夫人因禁在永巷中，拔掉頭髮，戴上枷具，穿著紅色囚衣舂米。然後下令把趙王如意騙至京師，用藥酒毒死。最後斬斷戚夫人四肢，挖眼燻耳，讓她吃藥致啞，扔在廁所裡，稱為“人彘”。劉盈本來就膽小怯儒，呂后的所作所為又深深地刺激了他。一次，呂后讓他看“人彘”，他知道是戚夫人後，嚇得大哭不止，為此生病一年多。漢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年僅22歲的劉盈病逝。後葬於安陵。漢文帝劉恆高後八年（公元前180年），臨朝稱制的呂后去世。漢宗室、大臣與外戚呂氏間本來存在的矛盾頓時公開激化。呂祿、呂產害怕被誅，陰謀作亂。周勃、陳平等大臣與漢宗室劉章等合謀誅除諸呂，內外結合，一舉成功。大臣們認為代王劉恆乃“高帝中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立劉恆為帝較為合適。於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劉恆。

劉恆一再推辭，探聽了訊息之後才來到長安，受到大臣們的歡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們去拜謁，送上天子之璽，尊他為皇帝。他謙遜地說，自己不足以當此重任。陳平等群臣堅決請求。他謙讓再三，然後才說：“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於是當夜人未央宮，登上帝位。文帝很慎於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對群臣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說，用法當正，以禁暴導善。他不同意那種一人犯法、株連全家的做法，強調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誠實，罪定的當才能使民服從。官統治民，本應導之為善，既不能導，又用法不正，定罪不當，這是反而害民為暴，怎能禁民為非？於是下詔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廢除一人有罪株連全家的法令。但後來（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謀反，文帝“復行三族之誅”，可見在那個時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濫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下詔廢除誹謗妖言之罪。詔中有“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之語，又說百姓說錯了話就以為“誹謗”，都不可取，今後不必處治。對於秦定的誹謗妖言之罪，不許臣民議政，偶語者棄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文帝三年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時，下詔明確地規定，首惡者定重罪；主動歸順者鼓勵，官可復原職；隨從謀反而不堅決者不問。這是一條區別對待的法令。平亂後，文帝“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說明政策是兌現的。文帝十三年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逮繫至長安。淳于公無子，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提出要求：“願沒為官奴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動，隨即下令廢除肉刑。他說，現在有三種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這是上未盡訓導之過；而用了肉刑，造成終身殘廢，這不是為民父母之意。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等又擬定處治罪人之法。事實上仍有受刑致殘致死者。故史稱文帝“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但不管如何，文帝對原來的肉刑有所減輕是無疑的。曾有這樣三個有關文帝與法故事：文帝有次經過中渭橋，有個人從橋下走出來，驚了皇帝的坐騎，因而被捕。廷尉張釋之審查，知其並非故意驚駕，只處以罰金。

文帝生氣，以為罰得太輕。張釋之認為，“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異，如果隨便更改，“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稱是。有人偷了高祖廟坐前的玉環，廷尉張釋之定了棄市罪。文帝以為輕了，說要族誅。張釋之說，偷玉環就株連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麼處治？文帝只好同意。雲中郡守魏尚治軍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過就被罷官削爵。馮唐對文帝說，“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用人有問題。文帝聽了，立即赦了魏尚，復其官職文帝還十分重視有識之士，聽取和採納他們有利朝廷的建議。思想家賈誼提出農業生產是立國的根本，只有把糧食積貯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錯提出重農輕商的主張，提出使農民附著於土地的觀點，文帝都採取了措施加以實行。文帝不僅在政治上寬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儉的作風。他從代地即位以來，二十三年中“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他曾經想作一露臺，召工匠計之，置百金，便放棄了這個念頭，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他常衣綈衣，還令他的夫人穿不得拖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淳樸。他又主張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勿煩民”。他的這種儉樸的作風，一直為史家所稱頌。後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死於未央宮，遺詔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