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桂英/文

我們身處的現代文化中，有一種理想在持續起作用，無人可以真正漠視。這種理想鼓勵我們每一個人去發展一種更適合個性的並且更為誠摯的生活。我們可以在關於生活的各種表述中，看到這種理想投落的光影，比如：成為你自己、做真實的自己、實現你自己。

我們也可以在心理學家的善意提醒中看到：一個人越是不能充分體驗自己的生活，越是會焦慮於時光的流逝，被虛度的歲月、被淹沒的願望、被蛀空的理想，都要求迴應、等待救贖。此世的生活，是一個人唯一的生活，應該過得美好和豐盛，儘可能不留下什麼遺憾。

那麼，一種人格形象也相應地成為我們社會想象的熱愛之一，簡而言之就是“特立獨行”與“高度自主”，在想象中，這樣的人格有足夠的能力，讓自己處在獨立與自由之中，選擇並捍衛不背叛內心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意願創造自己所熱愛的命運。這種想象預設了三個重要條件：有選擇的自由；在自由裡做選擇；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在大眾閱讀中，類似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這樣的作家的作品，就扮演著這樣的功能。毛姆成功地讓“月亮和六便士”變成了追尋理想自我的隱喻，而且這種隱喻的流通程度極高，自我覺知程度很低的人，也會以此來表達對理想自我的認同。

毛姆的小說都隱含一個類似的結構，就是“尋找自由，尋找意義”，生命自然地朝向自由與意義，不為家庭、民族、共和國或者啟蒙派服務，也不在任何信仰的道路上。這樣的結構，對應著毛姆自身的心靈結構，就像他自己曾寫過的那樣，“一個人信筆一揮的作品也完全可以洩露他靈魂深處的隱秘”。

20世紀60年代，毛姆進入人生最後的暮色時，他的作品持續暢銷，且藉著全球化的趨勢，“被翻譯成現存的每一種語言”。但是，毛姆卻始終是被困在他所在的那個時代裡的人。傳記作家賽琳娜·黑斯廷斯所著的《毛姆傳》，就以毛姆的困頓作為探索他生命的隱形線索，“縱然取得了無數世俗成功，他從來沒有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毛姆傳

作者： ［英］ 賽琳娜·黑斯廷斯

出版社： 理想國丨北京日報出版社

譯者： 姜昊騫

出版時間： 2021-6

無能為力的怨恨

1890年，毛姆結束苦悶的中學階段，進入德國海德堡大學學習德語，遭遇了一種嶄新的自由。那一年，詹姆斯·弗雷澤研究巫術與宗教的作品《金枝》面世，有力地搖晃了人們對一神教的信仰。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推崇，就此抵達了一個新的節點，傳統基督教中“因信稱義”被一種新的時代意識覆蓋：科學地認識宗教信仰；堅定信仰的勇氣也隨之讓位於“改變信仰的勇氣”。

宗教信仰成為年輕人的熱門辯題，毛姆被彼時最激進的觀念帶動，進入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之中：人就是自己的主人，並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存有或力量評判和決定他的命運，毛姆不再信仰宗教。8歲時毛姆熱誠地愛著自己的母親，祈求神靈解除母親的沉痾，奇蹟沒有發生，他對信仰的悲觀便留駐在心底。之後父親離世，他被送往叔父的牧師官邸生活，牧師生活中用儀式感製造的虔誠氛圍，反而滋長了毛姆內心的懷疑。放棄宗教之後，難抑的悲觀與躁動的懷疑，似乎從毛姆內心同時消失了，那一年，他16歲。

但是，年輕的毛姆以為自己獲得的自由，其實是一種幻覺。五年之後的春天，奧斯卡·王爾德在英國因同性戀被判刑。一位備受尊敬和熱愛的貴族文學家，新時代的“美的使徒”，因他的愛情成為被羞辱與貶低的罪犯。儘管王爾德的刑役只有兩年，刑罰卻內化為一座心的監獄，從此無法逃脫，3年之後，王爾德在痛苦中衰頹去世。

對於毛姆而言，16歲時放棄信仰而得來的自由，也把他送入自己的愛情。與王爾德一樣，他的愛情一樣是律法所不允許的。王爾德案在毛姆生活的時代投下了巨大的陰影，醜聞與被捕的恐懼嵌入毛姆的生命。對此，他無能為力。

在之後的人生裡，寫作帶給毛姆足夠多的名聲與財富，外在的一切足以支援毛姆實踐標準的英式紳士形象，動盪的波折只發生在他隱秘的私人生活中。根據賽琳娜·黑斯廷斯的研究，毛姆一生從未擁有過對等的戀情，少年時代他以青春懵懂與年長者相伴，之後則角色對換，身邊年輕的戀人充當他秘書的職責。在漁色的自由之外，毛姆先後與兩位男性擁有過深刻依賴的親密關係，時間分別延續30年與20年，年輕的戀人帶來活力與熱情，毛姆享有對方的崇拜與順從，在情感上獲得忠誠與安全感；年輕人享有毛姆的愛慕與寵溺，在生活上獲得豐裕。這樣的關係本身就帶有致命的危險。

作為寫作者，毛姆擁有獨屬於自己的廣闊世界，在創作中體驗意義，收穫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愛情是他萃取熱情用以遮蔽空虛的方式；而他年輕的戀人卻要投入全部的人生，在愛之中直面空虛與不安——他們的精神狀態都不佳。

與毛姆的戀情相比，他的婚姻看起來像是維持正常生活的裝飾品。在毛姆自己的回憶裡，這場婚姻緣起於出自虛榮的引誘之舉。毛姆和西莉發生戀情並生下女兒麗莎的時候，西莉正處於自己前一段婚姻存續且惡化之時，關係破裂時的激憤引發出人性固有的惡意，洶湧地把西莉推往毛姆的身邊，儘管她知道他有同性戀人。

在一段難堪的博弈之後，毛姆接納了一種符合世俗標準的互利安排，以合法的婚姻挽回各自的名譽。可這個方案並沒有讓他們各自平靜，激情急速消退，無愛的兩個人只剩對彼此的厭棄。毛姆本以為自己能維持好生活的表象，直到日常的相處變成折磨。婚姻結束後，毛姆依然無法原諒西莉對自己造成的痛苦和羞辱，把她視為是“毀了自己一生的騙子”。這種誇張得令人驚詫的怨恨，明顯源自毛姆自身的心理創傷，如果他沒那麼怨恨自己的無能為力，他也不需要把深刻的恨投射到西莉身上。

我們很容易從毛姆的自傳體小說中，感受到主人公對愛的迫切需求，對愛情的渴望與本能的性愛，具有的強大吸引力，也是他運筆極深的高頻母題，他讓自己筆下不同的人物去迎受這樣的渴望與吸引力，卻很難剋制住厭惡與輕蔑，以至於每一個在愛慾中的人都顯得庸俗不堪。

這是毛姆自身的脆弱，他能深刻理解愛與欲在普通人生活中的影響力，又很難懷著更多的悲憫去接納人性本然的成分，彷彿對此加以嘲諷之後，他就能獲得一種豁免於愛慾束縛的自由。這種“不接納”與嘲諷的文風，調和成特殊的氛圍，讓毛姆的讀者可以獲得一個寬容的位置，既滿足對情色的非分想象，又滿足置身道德高地的需求。儘管嚴肅的文學批評家習慣於把毛姆放在文學史較低階的位置上，但毛姆的作品總能在不同的時代找到自己的讀者。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恐懼中沒有自由

“明知自己的做法不會帶來幸福，卻還是這麼做了，因為這是正確的行為。”在一篇談論藝術與精神生活的文章裡，毛姆來來回回糾結於一個問題，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像一場幻覺，沒有真切之感，只有在藝術之中，他才會找到與自己真實感受相連線的部分。他推斷自己的靈魂不能安住在自身的存在中，只能在藝術之中尋求棲息之所。

不過，敏感的人很快就發現，毛姆的藝術修養與其才華極不匹配。曾擔任美國國家美術館館長的藝術史學家伯納德·貝倫森，曾在日記裡毫不客氣地批評毛姆缺乏藝術感受力，“凡是他說好的畫，都是我這裡最糟糕的作品”。就像毛姆把對自身無能為力的恨投射到前妻身上，他把“當一個普通人的願望”投射到了藝術欣賞中。毛姆固執地為平庸辯護，以他出色的語言藝術道出他的偏愛：平庸之作才能反映人類的真實，而傑出作品會越過真實滑向想象力的自戀中。撇去毛姆文字層面的狡黠帶給人的愉悅感，留下更多的是扭結在一起的衝突。

或許對於毛姆而言，維持生活的表象，同時保護好自己的隱秘戀情，已經是一場極大的損耗，他需要尋找“正常”作為範本，以便讓自己成功維持雙份生活。在文字層面，毛姆同樣致力於讓自己成為自己人生的權威敘述者，儘管已經有《人生的枷鎖》、《作家筆記》這樣的作品，88歲時毛姆還是忍不住又重新寫了一遍，恐懼依然壓過了“講述自己全部真實”的誘惑，他的回憶錄只回顧部分事實。但他袒露的情緒層面的真實，卻嚇到了他的朋友，他們認為毛姆強烈的愛慾和對婚姻的痛恨，嚴重損毀他“英倫紳士”的形象。

毛姆反覆宣告一種關於真誠生活的主張：生命之美，在於順應本性做好分內之責。可是正如他自己所意識到的，他在生活中的一系列“正確”的行為，只是為了把自己偽裝成“正常人”，並且把這種偽裝視為自己必要的責任，本性的真相被隱匿，人生如幻的感覺自然就會浮現出來。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毛姆對自身本性有多誠實，對自身的“偽裝”就有多憎恨；同樣的，他對深深交付心靈的愛情有多渴望，就對源自血氣與衝動的情愛有多輕蔑。毛姆不缺乏洞察人性的能力，能清楚地看到誠實中的渴望，恐懼還是把他推向輕蔑中的憎恨。恐懼之中沒有自由、也沒有愛。毛姆曾經享受過名氣帶來的飛揚愉悅，樂於以最佳的儀態出現在各種鏡頭面前。“享有關注”、“不被遺忘”在盛年是個人價值的確證，到人生的尾端，變成毛姆恐懼的一部分。

在毛姆用文字構建的故事裡，他的主人公憑著對抗世俗規則的勇氣，走上了屬於自己的道路。這樣的故事沒有發生在毛姆的生活裡，考慮著他的雙重生活，他在自己的別墅裡建立起隱秘的生活，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毛姆有勇氣去違抗規則走自己的路，但他意識深處並沒有真正認同自己的道路。就像王爾德一樣，毛姆也在自己內心建立了一座嚴密防範的監獄。他擔心自己最隱秘的資訊洩露在世人面前，擔心他費力維持的一切會成為一個謊言，淹沒他最真實的人生成就。以旁觀者的視角看，這當然是一個想象中的恐懼，但在毛姆的內心世界裡，這種恐懼佔據了支配地位，是他意識中最大的真實。

月亮與六便士

作者： ［英］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出版社： 讀客文化/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譯者： 姚錦清

出版時間： 2019-4

到1960年代，對毛姆作品的出版翻譯已經變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產業，其中唯一不確定的出版項目，是他的傳記。作為暢銷書作家的毛姆，他的人生是很多寫作者不可抗拒的題材。毛姆為了保護自己，堅決不許別人動筆，甚至叮囑自己的文學遺囑執行人，在他去世之後，堅持拒絕向任何人提供資訊或見面交談，不得授權信件出版，並儘可能敦促信件持有者銷燬信件。

賽琳娜·黑斯廷斯在查閱現存的私人信件中發現，被毛姆疼愛過且寄予文學期待的侄子，都以為毛姆撰寫傳記為名敲詐過他。情感上的背叛與金錢上的掠取同時發生，帶給毛姆的痛苦是無可慰藉的。陪伴在毛姆身邊的同性情人，也一樣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嫉妒毛姆女兒麗莎在毛姆情感和財富繼承中的位置，擔心毛姆去世之後自己會被掃入歷史的廢棄之地，便鼓動毛姆去打官司剝奪麗莎的繼承權。這一切就像毛姆自己最擅長寫的那些勾心鬥角的荒誕劇，在大眾認知與政治秩序迅速變化的60年代，古怪地上演在毛姆自己耄耋之年的生活裡。

“當人英勇地面對世界的瘋狂時，他那非凡的美遠勝於藝術之美”，75歲時毛姆認為自己可以很平靜地面對死亡，甚至覺得死亡是一種安慰，因為一切都可以因死亡而不復存在，不管是慾望與抱負、愛與成就，還是恨與弱點、限制與羞恥，都不復存在。生命有終向死而生的事實，更像是一種禮物。在表達對死亡的接納時，他還堅持自己不需要信仰，不需要人類意願製造出來的一個慰藉體系。

時間之河在毛姆的生命中往前流淌15年之後，毛姆的狀態沒有他在文字裡表達出來的豁達與平靜。“他生活在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可怕世界中，從他的尖叫聲和恐怖的神情來看，那個世界肯定很陰森”，這是毛姆人生的最後幾年留給身邊的照料者的記憶，無人能預料他會陷入這樣無解的痛苦中。毛姆的讀者們顯然更習慣從毛姆的刻薄中感受智性的快樂，並誤以為這樣的快樂是毛姆生活中超脫的背景。

愛是陌生的語言

“在作家身上，他不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人。正因為他是很多，所以他可以創造很多，而他的偉大程度在於他所涵括的自體的數量。當他塑造了一個不能讓人信服的人物時，那是因為他身上沒有這個人；他不得不依靠觀察，因此只有一些描述，無法真正地將其創造出來”，毛姆這段話被後世心理學家納維爾·希明頓標註出來，作為談論“共情的理解”重要材料。希明頓認為，如果一個人在一種關係中擔任療愈者的角色，他就應該在自己身上“為別人感受到”。早逝的王爾德說寫作是一場漫長的令人興奮的自殺，長壽的毛姆也許應該同意希明頓的論述，寫作是一場漫長的自我療愈。

一個寫作者能夠共情地理解自己諸多筆下人物，不管他們的行為處事有多麼畸形可笑，有多麼叛經離道。再看毛姆筆下的人物，《尋歡作樂》中的德里菲爾德，《刀鋒》中的拉里·達雷爾，《月亮與六便士》裡的斯特里克蘭德，他們每個人的選擇都有毛姆自我願望的一部分。毛姆沒有“真正創造出來的人物”，或許是《面紗》中的那位跟年輕的凱蒂談論愛的修女。修女的修道院在發生霍亂的地區，世俗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退後變成重重幻影。修女說，手髒了要洗手是責任，當愛和責任匯合到一起的時候，恩典才會降臨。

尋歡作樂

作者： ［英］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譯者： 葉尊

出版時間： 2021-5

愛在毛姆的世界裡，幾乎是內心獨白的偽裝。毛姆說，最持久的愛是永遠得不到回報的愛。類似這樣的話語，我們可以在毛姆的作品裡反覆看到。對於軟弱的人而言，得不到迴應之地，就是一片死寂之地。毛姆所謂的最持久的愛，往前逼近是永恆裡的死寂，往後徘徊是絕望中的期待，而充滿背叛和謊言的故事裡，這樣的感情是自卑者的可憐傷痕。毛姆在每一份自我敘事裡，都否認自己有過真摯的愛，否認自己曾全身心投入一段感情，唯一的愛是他在幼年時代對母親的愛。晚年時的毛姆依然對童年的天真熱忱念念不忘，他眷戀逝去的母親，眷戀那份封閉在死亡中的愛。

毛姆的天才是懷疑者的天才，儘管他能理解所有對愛的渴念，但他還是把愛放在怨懟裡，宣稱人生是無意義的，愛和信仰都是人類了不起的幻覺。這是毛姆馴服孤獨與痛苦的方式，大部分時間裡卓然有效，只是死亡的漫漫黑夜真正降臨的時候，這些關於幻覺與無意義的認同，還是失去了效用，“絕望的毛姆會枯坐好幾個小時，不可抑制地落淚，拒絕被安慰。他痛苦到了極點。”

人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委曲求全也不行。後世的人們終究還是透過各種方式接觸到了毛姆的秘密。曾經被毛姆嚴格保護的事件，現在我們可以在精心儲存的檔案裡找到；他曾試圖銷燬的親筆信件，可以在拍賣行裡交易；他不願意向公眾洩露的一切，變成各種敘事作品的營銷賣點。每一位傳記作家都會設法入侵毛姆的世界，嘗試理解毛姆，這也意味著需要毫無顧忌地翻閱他的隱私。此外，幾乎每一個圖書館裡都能找到毛姆的作品，寫作曾是毛姆獲得慰藉的所在，現在他的作品“替毛姆在不洩露隱私的情況下述說秘密”。

毛姆關於閱讀的那句話，“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被做成大幅的標語，放在商場和地鐵的廣告牌上。有朋友邀請我去附近大學做一個閱讀分享，主題是尋找自我與自由，閱讀的物件就是毛姆的作品，我提議換一個作者，但主辦方卻表示學生對毛姆比較熟悉，他們收集了學生們想問的問題，排在最前面的是：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如何尋找真實的自我？是否可以為真愛勇於付出？我突然明白，這大概就是毛姆的吸引力長久不衰的原因。毛姆透過寫各種故事在追問的問題，他的讀者們繼續在追問。

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寫完《世俗時代》之後，又寫了一本書談論現代性的隱憂。他說現代人的使命，就是在一個空無之中給自己建造比較牢固的意義體系。不管處於怎樣的文化習俗中，我們透過根本的信念或責任來解釋各種理由、評價和動機，所有這些都來源於個體所認同的關於世界和善的觀念。我們已經無法讓自己統一在同一套觀念中，每個人都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周圍的世界，並賦予自己的生活以意義。

並不存在一套內在機制，可以保障我們自由地創造自己的生活，依憑的根基需要自己去構建。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去回答為何而活、以及應該如何活。如果從這樣的視野來看，毛姆所取得的人格成就是令人尊重的，他承受住了衝突，為自己贏得了創造力繁茂的生命，哪怕我們跟賽琳娜·黑斯廷斯一樣，無法理解人生暮色裡毛姆為何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