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繫：靖康之難後的資訊秩序重構 來源：【比】魏希德/文 劉雲軍/譯

靖康之難使朝廷與士大夫之間關係的結構性轉變趨於穩定，這不僅體現在社會領域中，也體現在政治交往上。越來越多計程車人所關注的地方主義，被政治交往的關係和結構中的變化相抵消，這為士人介入時事討論創造了更多的空間，並使朝廷及其事務成為士人關注的中心。這種變化表現在三個主要層面上：制度層面、法律史層面和文字製作層面。

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搜山圖》區域性，最初標為元人作品，現一般認為是南宋畫。畫面描繪一群凶神惡煞正在滿山追殺妖怪，妖怪大多作宋貴婦人裝扮，追捕屠殺者穿著遼金的異族服飾。

首先，在制度層面上，這種變化表現在宋朝初期數十年間為集中交流建立起來的機構的擴大化，但從11世紀晚期以降，這種制度越來越明顯地受到士人網路的滲透影響。在10—11世紀，宋朝統治者們實施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權政策，這些政策遠比漢朝、隋朝和唐朝前人們的政策更加激進。例如，科舉考試製度作為一種三級制度，在理論上最終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聖裁，這被認為是長期獨裁統治程序中至關重要的一步。毫無疑問，宋朝的政策和政治理論，為皇帝乾綱獨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在11世紀末和12世紀期間，以帝國對地區和地方權力擁有者的制度化控制為目標的早期中央集權政策逐漸被重新調整，允許朝廷和地方精英之間的雙向往來。諸如科舉考試、國史院和進奏院等機制在宋朝統治的最初數十年間，旨在重新確立對官僚主義和地方士人的君主控制，並在12世紀朝廷和各地之間的交流中同樣發揮了額外的作用。它們發展成為低階官員和士人蒐集有關朝廷及其政策的資訊，對其加以討論，並將其反饋給中央網路的工具。

例如，進奏院從8—9世紀在唐朝都城中設立的節度使情報機構，轉變為一箇中央部門，其任務是為朝廷在10世紀後期收集、整理和選擇性傳播資訊的興趣服務。這個任務被證明很難完成。有渠道進入宮廷收集資訊的進奏院工作人員和中間人屢屢遭指控；在得到授權並透過適當的官方渠道傳送之前，他們就出售朝報和其他朝廷新聞。官方朝報（州府官吏）的預期受眾，與當地士人共享這些朝報，而被稱為“小報”的私人衍生品則在都城的大街上售賣。到了12世紀，在私人信件中引用朝報上面的文章，並出現了一種捕捉讀者在“讀朝報”時印象的新詩歌子型別。關於人們對新聞條目反應的寫作和出版實踐，表明了人們已經認可朝報更廣泛的傳播功能。

對士人來說，最遲在12世紀時，朝報已經成為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帝國範圍內的想象共同體的場所。在12—13世紀計程車人中，閱讀朝報表現了他們對時事更普遍的興趣。他們出於個人原因閱讀朝報，也是為了與同事和朋友在官方溝通網路中的垂直層級上建立聯絡來閱讀它們。人們廣泛傳播朝報的同時，還與明確要求把學者和學生們納入政治團體的呼籲相一致。

《十八學士圖》，南宋劉松年

其次，在法制史的層面上，結構上的變化體現在朝廷的整體趨勢上，即要在不斷增長的出版法規，與承認士人的資訊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在11世紀和13世紀中葉之間，宋朝政府多次頒佈禁令，禁止洩漏、傳播和出版不同型別的官方檔案與檔案彙編。這些規定針對的是單篇檔案、朝報、檔案彙編、國史、關於邊事的奏議和科舉策論。關於宋朝立法中何種材料被認定為敏感材料的變化，既反映出超出其預期受眾範圍的材料的擴大範圍，也反映了印刷媒介在其傳播過程中使用的增加。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規章重複出現，表明它們的執行是時斷時續且不起效果。為查閱和重複使用，藏書家和讀者可以接觸到有針對性的資料。私人藏書家在他們的藏書及其目錄中，包括了轉變成國史不同階段的檔案彙編以及其他的違禁材料。就像王明清和張世南等筆記作者所做的那樣，科舉考試類書的編寫者和坊刻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收錄了最新版本的檔案彙編和國史的摘編。王明清還將單篇檔案，轉錄到他連續印刷出版的筆記中。華嶽的軍事專著被編入類書中，並在1213年的禁書令後以其他書名形式加以傳播。坊刻者還將有關邊事的策論和奏議收集到論文集和分類類書中，在這些圖書中，它們繼續為學生們可能要處理的問題型別和材料範圍提供證據。這樣的違規行為會被起訴——而且他們也被忽視了。此外，朝廷默許抄錄違禁材料並將其儲存在家庭藏書中的做法，因為它獎勵藏書者在宮廷圖書館丟失原件時，允許朝廷抄寫人員獲取這些材料。

回想起來，我們看到了默許流通違禁國家檔案對帝國結構和傳統的維護有重大影響。回想一下，保密和公開也可以被視為平行的過程，確保了越來越多計程車人繼續合作。對士人來說，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使得接觸時事變得重要。首先，在政治話語和政治實踐中，必須熟悉檔案收藏和宋朝歷史。其次，除了國家官僚機構之外，還需要熟悉宋朝的歷史和時事，為科舉考試中的策論做準備，並且這也成為士人交談的標準。第三，士人在其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依賴朝報及其衍生品，並在社交網路行為中，使用有關新任命和近期政策決定的資訊。

士人與官方記錄的接觸，也加強了他們對王朝的認同。王明清和他的資訊提供者，從宋代的檔案和史料彙編中汲取了大量的資料，而且還分享並抄錄了並沒有包括在其中的詔令、請願書和書信。筆記的流通，為討論宋代的官方記錄，並用其他相關資料加以補充和修改提供了一個途徑。

檔案的披露仍然模稜兩可。它為評價特殊的宋代政治家的表現和解決當前問題的方法創造了空間——在王明清的例子中，秦檜的大權獨攬與和議政策。另一方面，朝廷堅持保密的做法，使得那些可能會以與現在統治體制不符的方式修改記錄的人偶爾遭到起訴，就像李光和其他人的筆記與史書在12世紀40年代遭到沒收一樣。保密以及執行為保護它而實施的規則所帶來的威脅，是對朝廷承認士人可以獲取其記錄的補充。

第三，朝廷在學術話語中放棄了干涉主義的立場，進一步體現在與其事務有關的文字的製作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整個宋朝歷史的前半段，宋朝檔案資料的編纂、詔旨摘要、地圖和地方誌，以及政書和史學類書，大多是由受朝廷委託的官員編纂而成。在12世紀20年代的危機之後，其中許多沒有考取進士，也沒有正式官職的私人學者，開始在地方上開展大型專案。他們編制了歷史和軍事地理、輿地圖、檔案彙編、政書和地方誌，從而採用並調整了以前被朝廷和官僚機構所壟斷的體裁形式。此外，隨著下層士人的筆記（談話和閱讀筆記的記錄）與書信的編寫和印刷出版，關於宋朝事務的二次論述在12世紀激增。印刷術的重大進展，同樣可以追溯到12世紀。直到那時，它才開始被用於各種各樣的書面文字，並越來越多地用於筆記，以及宋代學者和他們最欽佩的那些人的文集中。

上述發展在11世紀晚期已經有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正是這場始於12世紀20年代的危機，促成了一場結構性轉型。在隨後數十年間，隨著對宋朝廷歷史和政策相關材料的讀者群不斷擴大，居住在各地計程車人，在確定士人成員標準的文字製作者中越來越明顯。朝廷在出版領域，更廣泛地說是在管理地方社群或在制定科舉考試和課程標準方面的地位持續下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似乎帶來了士人致力於帝國的強化，而不是像人們所聲稱的那樣，背離了中央和帝國政府。

致力於帝國政府的表達，是12—13世紀士人所製作的地圖、地圖集、綜合史書、政論集以及史學類書和政書的一個顯著特徵。輿地圖，其中現存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雕刻在大型石碑上或由私人和商業印刷者刻板，以促進在文化精英之間更廣泛的傳播，涵蓋了昔日宋政權的全部領土，勾勒出中國聯邦應有的輪廓。12—13世紀的碑文，伴隨中國疆域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的圖形表現，承認了這一歷史事實，即從公元前8世紀西周解體到作者寫作時期，分裂統治時代在歷史上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這些地圖及其與之相關的詩歌，表達了精英間要把收復北方和全面恢復宋朝統治放在政治議程上的決心。在13世紀的文字《儒學樞要》中，士人知識的基礎被定義為1127年前的宋帝國的行政地理，中國曆朝歷代統治者的年表（包括宋朝所有君主直到宋寧宗的年號），以及對其中宇宙概念的概述，這些概念結合了宋朝廷在中國曆代王朝更替中的地位合法性。與此同時，這一作品的編者將宋朝廷的合法性與收復北方家園聯絡在一起。有趣的是，剛剛有影響力的新儒家傳統在其論著中並沒有明顯的體現。領土問題的優先次序，也對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產生了影響。忠君愛國被定義為朝廷致力於恢復宋人的家園。

最後，文字交換網路的結構和地理範圍，是士人對於統治王朝事務文字創作數量激增的第二個重要特徵。像施堅雅的宏觀經濟學模型這樣的流行模型，導致了對帝制中國政治交流的分析，這些分析涉及兩個或多或少不相關的領域，即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和區域性的交換節點。精英交流的地理仍然是一個很大程度上未被人們探索的領域。在12—13世紀通訊和筆記中記錄的資訊共享網路的地理分佈，表明跨地區交流是帝國精英間的一種常見現象。這可能進一步意味著，即使我們承認士人的婚姻模式在1127年之後在地理上受到更多限制，他們因此加大了在地方關係和地方利益上的投入，但這並不妨礙與中心持續的政治接觸，甚至是一種對帝國依賴的強化。

總之，1126—1127年的地緣政治危機，導致了資訊秩序的重構。士人成為與宋代歷史和時事有關的所有文字的主要製造者和消費者，並且越來越多地轉向刊刻出版，以傳播這些文字。在這些文字中，收復北方仍然是一個核心主題。傳播並討論這些文字的通訊網路，遍及南宋帝國的廣大地區。朝廷和中央政府機構在文化生產領域失勢。但是，由於對來自中心的主要文字的需求，他們繼續行使控制權。中央政府和朝廷工作人員在傳播單篇國家檔案、檔案材料和朝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政治資訊的傳播和為此目的使用印刷術，不需要與公共領域聯絡在一起。在晚期帝制中國歷史上，時事大規模地洩漏給官員和非官員，都有可能被看作是鞏固帝國的關鍵因素。

靖康之難及其後果，對於帝制歷史，特別是對中國歷史在其中的表現有何影響？首先，我們透過在帝國比較研究的核心——中華帝國史中插入一個非典型的案例，我們對中國歷史上維護帝國傳統的敘述，恢復了一定程度的歷史關聯性。司馬光對於分裂現象普遍性的著名觀察提醒人們，1127年之後曠日持久的地緣政治危機，已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隨著13世紀末蒙古統治下的統一，分裂統治時期至多持續了數十年，宋代地圖中所描繪的中國領土長達幾個世紀的分裂，已經成為一種過去。儘管元朝和明初朝廷的暴力、脅迫和制度創新也促成了這一變化，但精英階層與中國和獲勝一方的夷狄政權的合作，通常也因其恢復領土統一的能力而獲得公正的評價。艾森施塔特及其追隨者，理所當然地強調了士人精英在中國政治史上的作用。筆者關於士人精英對靖康之難的反應及其隨後對資訊秩序重構的考察表明，他們對於從12世紀以降統一帝國的形成與維繫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次，這一事例也表明，明克勒在帝國維繫的過程中，將接受帝國使命視為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對士人來說，這是對1127年危機集體反應的結果。危機時刻和不同社會群體對危機的反應，應該在帝國和其他型別政體的比較歷史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儘管長期發展奠定了士人日益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對科舉考試的認可，以及應舉的人數呈指數級增長），但只有到1127年以後，他們才開始在文字和影象中描繪一個理想化的中華帝國。

第三，士人溝通通訊網路進一步支撐起帝國的使命，這些網路不僅從行政組織的下層垂直延伸到帝國的行政中心，而且橫向跨越區域邊界。旅行和接待旅行者是士人生活的一個共同特徵，作為學生物色老師，參加科舉考試，年輕的男性和家庭成員一起外出旅行，或者像那些被任命為官員的人一樣在仕宦所在地、家庭和都城之間穿梭。書信和筆記的語料庫不斷壯大，這進一步證明了遠近關係的建立。我們應該更詳細地探討精英通訊網路的結構和地理特徵，它們所維持的身份，以及它們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的動力，以考察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千禧年帝國的長期維繫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維持或收縮中所發揮的作用。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中國史教授。本文節選自魏希德著、劉雲軍譯《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繫：資訊、領土與人際網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