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很多現實主義的分析，今天也從“文化論”角度來寫一寫文明的內容。雖然這種寫法並不科學，也有一點“布林喬亞”的迂腐味。在文化決定論背後透露著婆羅門的野心、以自由為名的《等待戈多》：婆羅門與剎帝利的苦肉計和小共同體本位擁躉心態考等篇中已經有過詳述，此處不提。今日所寫，非惟實用，故若有迂闊之處，諸君不必計較，權當以文字為遊戲，一笑了之。

文明如果按照斯賓格勒的看法，就是一個生命體，後來湯因比也發展了這種觀點。有趣的是，思辨的歷史哲學一直脫不開這種黑格爾陰影，將明顯具有個別性的文明當做一個容器，來承擔普遍性歷史發展的軌跡。不過這也怪不得這些老先生，乃文人的侷限性所致。無論多麼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他們總總擺脫不了潛意識或實用性的文化決定論，這也是婆羅門的根性。生命的消長，是肉體的毀滅，對於他個人而言，也是靈魂的毀滅。個人傳遞下去的只有子嗣的肉體，而無自己的精神。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事蹟常有，從聖賢的父輩墮落為狗熊的兒子也不少見。所以，唯一穩定傳遞下去的只有基因所造成的肉體。然而對整個群體，或者群體之上更大規模的社會或者國家而言，群體的身死，穩定留下的卻是思想與文化。這樣從宏觀看來，一個社會的生命確乎是不繫於肉體，而繫於“群體的精神”的不滅了。

群體的精神之所以能傳承下去，依賴的就是穩定的機制，也就是制度、風俗和道德。這些或軟或硬的文化，就成為一個文明的內在“靈魂”。它的肉體——民眾和各種實物，可以隨時被毀滅或者更替，但是他並不會因此而滅亡，因為只要有這種靈魂，它的肉體就可以隨時再長出來。這種樸素的觀念就是民眾心中對文化靈魂的理解（當然，這種理解是本末倒置的，然而僅僅從文化史角度出發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裡從經驗出發，對“文化國家”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為什麼我喜歡用“文化國家”而不是“文明”的提法呢？因為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已經能夠發現，這種“群體的精神”，其形態、盛衰都是依託於意識和文化的，而對於實體的世界並沒有同樣大的作用，更多的就是意識形態領域。文化國家這個詞彙，不僅寫出了其非物質性，而且點明瞭其功能，是為了宏觀共同體的意志的延續而存在的。因此，在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意義上的文明，就是這種“文化國家”，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和利用他們留下的理論遺產，就是十分豐富和有價值的了。下文中出現的詞，無論是文明，還是文化國家，都是一個意思。

文明的興盛並不依靠對傳統虔誠的皈依或者無限貪婪的索取。兩者長期服用對文明都是有害的。這兩種品質在單數的人身上會導致事業的成功，但是對於複數的人所構成的文明而言是無意義的，一旦困於這種工具，整個文明就會被工具內卷，也就是說，本來想下棋的對弈者，逐漸的喪失理性，成為棋子的棋子。知識分子的無知在於，沉迷於文化決定論而不可自拔，奉之為圭臬。運動、變化乃常道，從靜止的觀點出發，利用相對靜止的概念去維護一個與客觀實際相違背的空洞學說，這才是他們迂闊、失敗的根源。同樣，文明也不單靠守成或者索取維持興盛，所謂文明都會死亡一說，其實就文化語言來說是對的，因為相對靜止的心態決定了它不可能在絕對運動的世界上永生。

靈魂中賴以永生的成分並不在於他自身的高貴或低賤，而是他基因裡順應潮流的部分。所謂潮流，並不像海岸早晚的潮汐，湧動只在特定的時間，而是一直不息，因此，所謂被動與主動的“衝擊-反應”模式，實際上也是有一點道理的，他唯一的錯誤，也是致命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這種存在於人自身的運動潮流剔除出人身，而是當成一種宿命來對待。這種把人性中的存在屬性與人性對立起來，並將之客體化、神化，這正是蘭克所在的19世紀“科學主義”的遺存。

同時也可見蘭克派的滲透痕跡之深，已經超越一般的分析哲學，進入到思辨哲學之中。不過，這種嘗試雖然失敗，但是卻和布克哈特一樣在為治療蘭克自身的頑疾尋求良方，從分析哲學內的文化史研究，再到進入思辨哲學內的思辨蘭克化，西方史哲在一步步的向著修正蘭克結構性弊病的道路邁進。另一方面，就是葛蘭西、霍布斯鮑姆的西方maxism，當然，這種試圖透過布克哈特道路解說maxism並利用之的路徑也失敗了，但是最終他們將尋找到自己的出路，也就是max自己也沒能完全走出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