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本紀傳體通史，其內容的時間上到黃帝，下到漢武帝，洋洋灑灑三千年，蔚為壯觀。不過，司馬遷距離夏商周時代畢竟已經十分久遠，司馬遷自然難以得到第一手的資料。那麼《史記》中關於五帝、夏商周和春秋戰國的記載都是來源於哪裡呢？

首先，就是來源於當時的各種史書。由於經過了秦朝的焚書坑儒以及秦末戰火，大多數的史書和文字資料都難以找到，司馬遷能夠參考的資料也就是十分有限了。我們讀《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周本紀》和春秋戰國時期的世家、列傳就會發現，這些文章的風格相差很大，例如《夏本紀》基本屬於記言體，春秋時期的文章多“春秋筆法”，戰國時期的文章多有誇張之詞，為什麼一個人寫的文章卻有這麼多風格呢？

原因就是《史記》前面的幾部分內容很多來源於“抄襲”，或者叫做“引用”。中國早期的史料基本都是記載國君、貴族的言語，《尚書》《國語》《逸周書》就是這樣的，基本是西周到春秋時期的作品。而《史記》的《五帝本紀》的內容，基本來自於《尚書》的《堯典》《舜典》。《尚書》這部作品基本將上古時代的君王都美化了，成為儒家“託古改制”的重要經典。因此，《史記》中的堯舜也找不出任何的缺陷，而禪讓制也是完美和平的權力過渡。

相反，幸運躲過了秦火的《竹書紀年》則記載“禪讓制”中的權力鬥爭，顯示了政治的險惡。無疑《竹書》的記載更加符合人性，也更能讓人接受。上古時代的“禪讓制”就是“軍事民主制”，也就是部落聯盟推舉一位軍事首領——王，《尚書》認為是按照德為標準來推舉，實際上更多是看哪個部落的勢力強。到了堯舜時期，禪讓制已經瀕臨淘汰，誰都想讓自己的兒子繼承王位，最終到大禹、後啟這裡獲得勝利，建立了王朝。

《夏本紀》的記載，其絕大部分內容來自於《尚書》的《皋陶謨》《益稷》和《禹貢》《甘誓》，只有最後一部分記載了夏朝的世系，這才是最有價值的部分。《殷本紀》的內容主要來源於《湯誓》《盤庚》等，但是商朝方面的補充內容很多，這一點十分使得肯定。《史記》完整記載了商朝的王位世系，過去被認為不真實。《竹書紀年》也記載了商朝的世系，只有兩個先王的順序和《史記》不同。後來透過殷墟甲骨文的重新判斷，證明了《竹書紀年》的世系完全正確。

《周本紀》的內容，許多來自於《國語》，但是已經獨立成篇，並且提供了許多其他文獻沒有的珍貴史料，值得肯定。春秋時期的內容許多來自於《左傳》，但是將其記載邏輯、順序重新改造了，語言也變得更加通俗了一些，使得人們讀起來比較方便了。

戰國時代的文章大多數來源於《戰國策》，雖然《戰國策》這本書直到西漢末年的劉向才編訂完成，但是《戰國策》的這些文章早就在民間流傳，只是未加整理。《戰國策》並非是史書，而是一本縱橫家的說辭總結，以國別排列，多託辭於蘇秦、張儀。因此，《史記》用《戰國策》的文章資料就導致《蘇秦列傳》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例如根據《史記》的資料，蘇秦活動範圍遍佈七國，活了100多年，這是不可信的。實際上蘇秦活動在齊燕，後來被齊閔王殺死。戰國時期的戰爭描寫誇張很多，動不動就出動幾十萬大軍，斬殺十萬，幾十萬，這是直接抄襲《戰國策》的結果。縱橫家充當說客，往往會誇大其詞，他們說的資料只能是蠱惑人心而已，沒有多大的可信度。

而秦朝以來的《本紀》《世家》《列傳》《表》等就基本是司馬談、司馬遷根據國庫的資料完全自創的了，所以才完全是司馬氏的風格，其中一個重要的風格就是文學性加強了，體現了漢代散文的進步，以反映了司馬遷對當時的制度、社會和名人更加了解，所以才會描寫得繪聲繪色。例如《項羽本紀》中對鴻門宴、霸王別姬、烏江自刎的描寫，簡直是司馬遷在旁邊看到了一樣。這些故事，可能是司馬遷採訪民間傳聞、軍人後代而所得，所以也能夠得到大多數讀者的認可。

由於司馬遷的《史記》一直寫到漢武帝時代，因此提供了大量漢武帝時期的珍貴資料。可惜的是其中的《武帝本紀》早已散佚，現在《史記》中的《武帝本紀》並非原文，而是從《封禪書》中擷取而來的。可能由於司馬遷揭露了漢武帝的許多暴政、醜事，以至於《武帝本紀》被銷燬了。

綜上所述，小編認為《史記》是一本十分偉大的史書，它給後人研究先秦到秦漢的歷史提供了大量的有效資料，同時也塑造了許多鮮明的人物形象，對後代的史學也重要的影響。但是，我們在閱讀《史記》的時候，也需要甄別、思考，看看哪些記載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同時，我認為讀《史記》還需要參考《竹書紀年》《春秋左傳》《國語》《尚書》《戰國策》《漢書》等資料，讓我們更加全面地瞭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