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爆發，慈禧太后率光緒皇帝等百位皇親在忠臣隨扈下出宮避禍西安。迴鑾之後，大清朝被迫接受八國聯軍提出的《辛丑條約》。可以說，此舉對中國打擊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動進行變法。

光緒二十七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清政府進行了改革。可以說，在慈禧當政後期，朝廷更是面臨著中央權力被地方瓜分的情況。甚至，為了杜絕這種現象，慈禧命令群臣集思廣益，這時，載澤給太后出了個主意，那就是：“借立新憲法之名將權力集中到中央。”

對於慈禧來說，新憲是個新鮮玩意，她不敢自作主張，便先讓鎮國公載澤等五人遠渡重洋去西方考察各國立憲情況。1906年，考察隊回到祖國，向慈禧上疏密摺，奏摺中載澤表示：“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那麼，為什麼新憲法會損害官員的利益呢？

載澤是這樣解釋的：“遠離朝廷的各地方官以及朝中文武，其中，有大部分人都會以新憲法損害統治者利益為藉口，竭盡所能阻礙立憲法。實際上，統治者立新憲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維護國家體制，保障統治權，對統治者的利益沒有絲毫損害。之所以，大部分人都反對立憲，那是因為他們心裡明白，新憲法一經推行，他們手中的權力會降低。”

甚至，為了驗證這種說法，載澤還將日本憲法作為範例，列舉了十七條日本統治者在立憲後收回中央的大權。在密摺中載澤還做了如下結論：“在立憲後，國家不論政治還是外交、軍事還是經濟，對官員的賞罰、任免，統治者都有絕對的權力說了算，就算是議會統治者都可以隨意操控。”立憲後，皇帝的權力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會水漲船高。

在載澤看來，立憲的作用就是從地方官手中收回權力罷了。

此時，載澤的理解能力似乎出現了問題，他的邏輯在明眼人看來，根本站不住腳。不論是從學術角度，還是歷史經驗，憲法的根本肯定是保障公民權力削弱統治者權力，至於官員們的權力增減則是個未知之數。載澤舉例時搬出日本，更是大錯特錯，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前，天皇只不過是個象徵，並沒有實際權力，滿清統治者卻是君主專制。

簡而言之，日本天皇的權力已減無可減，的確需要靠立憲增加一些“存在感”。而滿清統治者的權力則明顯太大，已增無可增。所以，載澤的論證有明顯的邏輯錯誤，他的那句名言也並無誠意。詭異的是，載澤這番淺陋甚至荒誕的說辭，居然說通了慈禧。其實，之所以載澤會有這麼強的說服力，原因有二：

一是，載澤的身份高，不僅是皇親國戚，還是慈禧的侄女婿，慈禧的兄弟桂祥就是載澤的岳父，所以，在慈禧看來，載澤是“自己人”；

二是，慈禧孤陋寡聞，連憲法的本質都沒搞懂，起初只知道憲法是削弱君權的東西，在載澤的一番“搖唇鼓舌”後，不但對立憲產生濃厚興趣，更是讓她失去了戒備心，產生了中央集權的新希望。

載澤在八月底上疏密摺，慈禧每到一個星期便批准了，垂危的滿清在暮年走上了一條新政的道路，載澤因立憲有功還被讚頌為“元勳”。

前文我們說到，載澤等人曾因立憲去世界各地考察了一番，實際上，載澤這次考察的成果著實有限。“立憲”這個詞起初是日本人伊藤博文告訴載澤的，因為，伊藤博文曾對載澤如是說道：“你們的國家若想自強，就得先變法，而變法的根本就是‘立憲’。”

載澤對此產生濃厚興趣後，又繼續追問立憲對君主統治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鑑於本國情況，伊藤博文回答道：“立憲後，全國的大小權力全都會回到統治者手中。”後來，載澤在密摺中寫的關於日本立憲後，天皇收回的十七條權力，其實，全都是伊藤博文曾經對他說的。

由此可見，這趟考察的水份很大，載澤的奏摺中也沒有多少自己親眼看到的東西。

最終，當新憲法推行後，慈禧逐漸看透了其中本質，對其大失所望。慈禧在臨終前曾說：“自己十分後悔輕信了載澤，最終，慘遭失敗一發不可收拾。。。 。。。回念五十年，憂患疊經，兢業之心，無時或釋。。。 。。。最終我錯了。”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慈禧則否定了她之前的一系列改革。

可以說，在立憲之前，慈禧曾獲取如下幾條重要資訊：

一是，立憲后皇權仍可以世襲罔替，且有增無減；

二是，革命黨始終在以憲法為口實散播反滿情緒，立憲後可以令其失去借口；

三是，立憲後世界各國將會把滿清視作先進國家，進而不敢侵略滿清。

首先，立憲必會削弱滿清的君主專制，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革命黨為輿論造勢的根本在於滿清的昏庸統治，而非缺乏憲法；最後，慈禧指望透過憲法獲取世界強國的尊敬，那些想法只是天方夜譚罷了。

但是，據惲毓鼎《澄齋日記》所述，似乎在公開遺囑之外，慈禧尚應有一份旨在加強皇權的秘密遺囑，此後，改革的程序，也證實了這一點。這個一輩子與改革糾纏在一起的女人，在她去世這一年，終於徹底把改革弄死了。

迄今，慈禧在清末最後十年改革中起到何種作用，仍存有很大的爭議。

參考資料：

【《考察政治日記》、《澄齋日記》、《慈禧太后的君主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