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跟他爹道光不一樣，很想有點作為。彼時鴉片戰爭已起，他想在外交上強硬一回，但鑑於現實情況，所以中國大門只是貌似敞開。洋人很快便發現撞到了玻璃門上。

英、法、美三國的駐華使節往返奔波於廣州和南京之間，被兩邊的大清官員來回踢皮球，什麼事都解決不了。忍到1854年，他們覺得按當年中、美籤的《望廈條約》，可以要求修約了，借這個機會也許可以打破中國的“玻璃門”。

然而，當英、美使節來到大沽口，準備進京找咸豐遞交國書、提出修約時，卻被大清官員擋在大沽口外，連遞交信件的可能都沒—咸豐對他爹當年籤的條約根本不認賬。

英、美使節不依不饒，但他們也知道，跟上次一樣，不動武恐怕沒戲。於是，英國找了個非常牽強的藉口—“亞羅號事件”，跟法國合夥，在兩年後打上門來，佔了廣州，俘虜了兩廣總督葉名琛，把人送到加爾各答，逼著廣州巡撫和將軍做他們的傀儡。

一個大省的省府被洋人佔了，咸豐當然知道，但他假裝不知道。兩廣地方大員給洋人幹活，他也不怪罪，這讓英法兩國很沒脾氣，借打仗逼咸豐表態的計劃落空了，只好帶軍北上，俄、美使節也跟著。

大軍壓界，只好客氣點了，於是咸豐命直隸總督譚廷驤跟洋人談。譚廷驤給四國公使寫信，特意把四國列在比中國低一格的位置上，偷偷摸摸地擺起架子。英法美三國都把信退回去了，但俄國沒退，這給咸豐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後來俄國借調停之名，一個兵也沒動，就割去了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是沒有原因的—它當初肯給大清皇帝面子。

後來譚廷驤跟三國公使的談判純粹就是扯皮，什麼都不想答應。扯了兩個月，把英法兩國的耐性給扯沒了，他們的軍艦開始炮轟大沽口。當時大沽口炮臺上還是沒有瞄準鏡且不能升降的土炮，當然沒法抵抗，很快就陷落了。這下咸豐害怕了，答應按洋人的要求來談。

新的談判代表是兩個蒙古親貴，儘管他們還是想拖，但炮口之下不容故技重演，最終還是簽了《天津條約》，中國進一步開放，同時西方公使按國際慣例可進駐北京。

被逼到這個份兒上，咸豐已不再幻想用“玻璃門”抵擋洋人了，但對西方公使駐京且可見自己這事依舊耿耿於懷。最後，公使進京換約時貿然開戰，也是因為這個條款。直到洋人再次興兵，打到北京，大清被逼無奈，又簽了兩個跟《天津條約》差不多、只是賠款數目大幅度增加的《北京條約》才算完事。一次次捱打，甚至把圓明園都搭了進去，這事值嗎？只有咸豐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