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黃河上中下游的緯度差距非常大，氣候和生活環境往往不一致，並不具有成為一個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軸心地區的條件，反而應該表現為眾多零散的文化區才合理，並符合在文明擴散的時代，作為不同生活方式族群之間來往交通要道的條件。

人類早期文明的發生區域，皆位於亞熱帶溼潤氣候區，北緯24°-32°之間的地帶，而在緯度32°以北的地帶，在人類文明早期均屬偏僻地區，文化皆不發達。

“神秘的”北緯30°

如世界上最古老、在當時為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古埃及早王國的首都阿拜多斯，其緯度是26°11′，而古王國首都孟斐斯的緯度則為29°51′；早期古王國發展的北界，是古耶利哥城，即納吐夫麥作文化的發祥地，其北緯度只到31°51′。蘇美爾文化的起源地——埃裡都金城，其緯度為30°48′，烏爾都城的緯度為30°57′，位於蘇美爾偏僻北界的巴比倫，其緯度為32°32′。埃蘭國的中部緯度為29°54′，北都蘇薩為32°11′。古印度摩亨佐-達羅的緯度為27°19′，北城哈拉帕位於緯度30°38′。

由此可見，亞非古文明的發展脈絡，基本上是一致的。古文明發生的地理範圍約在北緯24° 與32°間，北緯32°以北地區的文明化則較晚。但依照黃河現在的河床位置，其河流發源處的緯度在34°29′，從河源往北流到緯度40°46′，圍繞黃土高原後，又南下到34°50′，其後則東流到出海口，緯度在37°46′。古河道的出海口大概在緯度35°左右，都是未進入亞熱帶溼潤氣候的地帶。

東半球的早期文明皆離不開農作：農作的發祥地與大文明的發生範圍，皆是在相同地域。考慮到人類文化發展所需經濟條件，此規律顯然毋庸置疑。位於北緯35°的亞述、埃勃拉等古城，則要到距今4000年前後，才開始快速發展，且其經濟發展的基礎並不是農作，而是貿易和戰爭，這在上古史演變中，屬於新時代的情況。至於首都在北緯36°48′的米坦尼，以及首都在北緯40°的赫梯等國家，其發展年代更晚，而且他們原本也都不是由農耕族群所建立的國家。

氣候變化或致華北早期彩陶黍作文化消散

若從農作的起源來說，早期文明發生地區與大規模農作技術的發祥地皆相距不遠。但黃河流域的環境條件，卻並不符合大規模農作形成的要素。黃河流域的農產作物從新石器中期以來即以黍、粟為主，但規模不大，因為黍、粟這幾種農作物，雖然生長條件的要求並不嚴苛，卻難以發展出大規模耕作。同時，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的土質不良，因此不能被視為農作的發祥地。

不過最關鍵的是：黃河上中下游的緯度差距非常大，氣候和生活環境往往不一致，並不具有成為一個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軸心地區的條件，反而應該表現為眾多零散的文化區才合理，並符合在文明擴散的時代，作為不同生活方式族群之間來往交通要道的條件。

黃河上游的蘭州以及渭河流域地區，曾經出現獨特的新石器中晚期文明。但是我們很難經過文化傳承的線索，來了解西北彩陶的圖案，且難以觀察其中蘊含的意義在中華文明後期中的演化。就算將時間拉到齊家時代，西北地區的文化面貌皆已發生很大變化，原來輝煌的彩陶圖案几乎通通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眾多此前未曾出現過的器物。這類情況不僅在西北有，在東北地區的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迫使紅山文化退卻時也曾發生。因此，我認為，在距今4000年前後，與氣候的冷化及乾旱化同時，在華北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族群遷移，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因此，半坡、馬家窯、廟底溝等華北彩陶文明的獨特形象，皆極少傳承在後來的中國青銅文明中。

西北彩陶文化地區的範圍，在北緯34°-37°度間，早期有相對發達的地域性農作文化，到了青銅早期卻已絕傳，而在此地區形成新的文明，並且是以非農耕為基礎，著重於發展戰爭技術的文明。經過幾波新來族群的控制，此地成為周的政權中央。這與同緯度的安納托利亞南部地區情況相類似：加泰土丘文化消失，經過新來族群的掌控，赫梯族群在此建立新的軍權帝國。

多元文明融合於黃河地區

黃河北岸的河套地區，是亞洲草原丘陵地帶的通道，大約從距今4400年後，從裡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這一通道上出現很多中、小型城池，均屬於為了軍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奪族群的城邦：西以也裡可溫為例，東以夏家店下層為標誌。陝北石峁石城，也應屬這類掠奪族群早晚建的城邦群。

該地帶的族群流動率高，在此地先後修建軍城的族群雖可能有所變化，但生活方式卻是相類的：以戰爭掠奪維生。遺址中所發現的糧食似不是本地所種，亦表明這些族群來往頻繁，混合多元文化的情況，並顯示其掠奪的物件，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帶。同時，這些年輕族群亦採用南方以及本地帶早期古老文明的技術。青銅早期時代，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帶才開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帶為流動族群的交通大道，流動族群頻繁互動及遷徙，彼此融合衝突。

換言之，黃河北岸屬亞洲草原低山地帶，在距今4000年前後，都是致力於發展戰爭技術之族群的生活區。至於黃河南遊，洛陽、鄭州，反而是古老農耕區的北界，亦是北方掠奪者攻擊的前線地帶。由此可見，黃河流域地區彼此間的差異性很大，在青銅時代，黃河成為關鍵的交通線，這些不從事生產而四處遊動、專事戰爭的族群，經過黃河這個交通要道，進入古農耕區。

黃河南岸雖然擁有較好的農耕條件，但其範圍卻不廣，且明顯地限於南岸之地。北岸則有中條山、太行山，形成了自然邊界。若將二里頭、二里崗時期，黃河南岸的偃師城址與隔岸垣曲城址做比較，則可明顯看出黃河兩岸的差異，似乎形成一對立的邊界區，偃師城址為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而垣曲則可能就是北方族群的南哨。

總而言之，我認為，黃河並不具有作為早期文明發祥地的條件，卻是一個良好族群混合的媒介及通道。直至殷商時期，北方族群在黃河下游北岸形成新的中心，從此以後黃河流域掌握了政權，中央和邊緣的關係據此發生變化。“華南”與“華北”生活方式的交界帶和交通要道，在南北交流同化的歷程中，才成為“中華”龐大文明的“中央”，以及中華文明的發祥地。

(作者單位: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