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古稱臺諫，他們的主要職責是代表皇帝監察各級官吏（監官）；對皇帝及大臣的過失進行直言規勸（諫官）。明代的言官由都察院御史（道官）和六科給事中（科官）組成，其中都察院各級御史有140人，六科給事中60人（南北兩京合計），也被稱為科道言官。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言官們官微權輕，完全是憑著一腔熱血為民請命。實際上言官的品級沒有想象的那麼低，實際權力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而且他們確實膨脹到能左右朝廷的地步。

因為朱元璋大權獨攬後首先發現的一個問題是，他沒有那麼多精力去監察天下官員，所以改組御史臺為都察院，簡單說就是擴編（官職數擴編了一倍）。

都察院的官品設定和六部是一樣的，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 、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末級為外派巡查地方的七品巡查御史等。所以說言官的官職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低。

都察院的主要職責是：“

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

”

六科給事中也是個傳統官職，但是朱元璋對這個官職做了顛覆性的調整。明朝的給事中不隸屬於其它任何衙司，六部中每部對應設一科給事中，而且給予他們原屬於門下省的“封駁權”。

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

朱元璋為什麼設這麼個官職？他最初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朝廷政令文書流轉的準確性（抄錄錯誤或者故意歪曲聖旨）並監督政令的具體執行情況。這項權力當然不能給六部，也不能給都察院（權力太大），所以他選擇把給事中獨立出來。

可能是朱元璋也意識到封駁權、獨立性，會讓這些給事中不好控制，所以他將給事中的官品設定得非常低。每科掌印長官都給事中不過是正七品，希望雙方互相壓制，但是實際上沒有用，後面會詳細說明。

都察院的主要職責糾劾百司（監督彈劾），辨明冤枉（監督司法，有名的就是三司會審），這些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了（電視劇裡相關的故事也非常多）。這裡主要說說“

提督各道

”。

明朝把全國劃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陝西、雲南、河南、廣西、廣東、山西、山東、湖廣、貴州等十三道，都察院在各道各設有十名左右巡查御史（正七品）。這些御史日常就在地方上轉悠，瞭解地方官員的工作情況、清查冤情並向中央彙報。

細心的朋友可能就發現了，這不還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麼，跟提督有什麼關係。原本的設定確實是這樣，但是朱元璋的一個操作讓這些御史擁有了提督大權。

朱元璋是一個熱衷於分權的皇帝，消滅丞相後他覺得地方官員們權力太大，於是他把地方各省的權力一分為三，分別是管民政的承宣布政使司、管刑獄的提刑按察使司和主管地方軍事的都指揮使司。

這三司是平級關係，互不統屬。日常三司是可以各自只顧自己，但是有些事兒（戰爭、鹽政馬政、清查地方賬目等）發生時就需要三司配合才能應對。這個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朝廷派人來領導管理他們（直接提拔地方官員會破壞地方的組織結構），不然光是誰說了算三司長官就能爭個天荒地老。

朝廷派誰呢？首選的就是負責當地的巡查御史。首先御史本身就可以直接向朝廷彙報，不需要層層彙報耽擱時間；其次因為其工作就是在地方巡查，所以他對當地的情況也是最瞭解的。

御史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朝廷其他部門官員不具備的。御史天生的就可以跨部門工作（其它部門的官員如果有這個想法，皇帝第一反應就是擅權亂政）。

宣德年間外差加銜巡撫的制度就這麼誕生了，起初只是臨時派遣，事畢之後去銜返回本職。後來為了便於地方管理（實際上稍微大一些的事情都需要三司協調），巡撫成了地方常職。

雖然不是所有的巡撫都是御史，但是所有的巡撫都會加御史銜，以強調巡撫與都察院之間的隸屬關係（後期的總督也是一樣）。也就是說，都察院的御史們掌握著明朝地方行政權和軍事指揮權。言官集團的實際權力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說明：透過上圖我們也能看出，巡撫並不是一些人想象的按照省（布政使司）來劃分的。而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設定的，例如沿邊牆的巡撫劃分的小而細，是為了防禦蒙古；南贛巡撫轄區跨四個布政使司，是因為那個地區常發生叛亂。

那麼六科給事中呢？他們雖然有封駁權，但是“

封還執奏

”這種事情，一旦做起來搞不好就要人頭落地，所以日常給事中們是基本不會去碰的。那給事中們是不是就沒有御史們那麼張揚了？

不是，他們比御史們還要張揚。因為他們日常“

稽察六部百司之事

”，具體來說各部日常事務處理的最後一步就是報於各科給事中核查，給事中檢查通過後才算真正完成。另外各部上呈內閣或者御前的奏疏，批覆下來之後，還不能執行，得先等給事中核準（他不同意就得退回重來）。

這些過程中給事中如果想折騰某事或者整治某人，你覺得是件很麻煩的事情麼？出於個人目的，給事中完全可以利用職權把某項事務卡住不放，相關人等為了自身績效、利益的考慮，那就得滿足這個給事中的條件。

朱元璋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麼？我個人覺得他就是沒有意識到。沒有超出常人的能力和眼光，朱元璋是沒法從放牛娃成為皇帝。但是我們也不需要去神話他，說到底他不是聖人，也一樣有注意不到，意識不到的地方。

另一個原因是朱元璋自己造成的。在他治下官員們每日小心翼翼，生怕一個疏忽就小命不保，誰還敢玩出花頭來？所以為數不多的給事中們，在朱元璋看來個個都是恪盡職守。朱元璋當然不會認為是這些給事中們人品俱佳，他認為是自己以小制大、互相制衡的設定產生的效果，規則完美。

但是官職的品級只有在與職權對等時才有實際作用。官員之間的互相壓制，撇開其所代表的勢力，就只與其掌握的職權能否約束對方有關。給事中雖然才七品，其職權就是約束各部官員。各部官員就算是二品的尚書也沒有任何約束給事中的職權。

你能管他，他卻不能管你，你會覺得差他五六級是啥問題麼？對於給事中們不要說各部的尚書，連內閣的閣臣都不被他們放在眼裡。舉一個簡單例子，古人宴請時座次是很講究的，一般都是長輩或者權重者坐上席。看看明朝官員宴請的記錄，你就能發現有給事中的情況下，他們都坐上席。

最後我們來聊聊言官們最大的一項權力，這項權力是隱性的，是“道義”主導權。因為言官的工作是糾察風紀、彈劾不法、指正不端，千年來的積累讓他們成為了道義衛士的象徵。當言官們發聲時，人們天然的認為被他們彈劾的人很有可能是品行有問題的“壞人”。

在此基礎上，風聞言事的特權將言官們的這項優勢進一步加強。風聞言事指的是皇帝們為了廣開言路、整頓朝綱、肅清吏治而採用的特殊手段，為官者可以憑風聞（謠言）上奏，互相彈劾，查實屬實者嘉獎，不實者不罰。

本來風聞言事只是特定時期、皇帝臨時使用的一種手段。但是時間長了言官們就把這項特權當作了自己的常規手段。不讓風聞言事他們不會辯論這項措施好壞，而是從道義制高點來攻擊“

堵塞言路、奸佞斥朝、矇蔽聖聽、不納忠言

”等等，讓反對者很難辯駁。

那麼風聞言事壞在什麼地方？壞在攻擊者不需要真憑實據。簡單來說就是給你扣帽子， 而且不會跟你去爭論罪名成立不成立，只需要讓其他人認為你有罪即可。

而且由於“道義”的加持，他們在攻擊中會不斷地裹挾朝廷的其他官員一起加入。當大多數人都認為你“道義”有損時，就算是拿出證據自證無此事實又能怎麼樣呢？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雖無此事，然其心中有謀，其心可誅

”。

說明：明末王化貞和熊廷弼廣寧大敗後，雖然熊廷弼被王化貞架空的事實舉朝皆知，他不應該負主要責任，但是最終熊廷弼被判的比王化貞重的多。其中原因之一是，廣寧大敗王化貞是沒有能力，熊廷弼是有能力但故意不作為，其心可誅。

很多人雖然很痛恨“莫須有”，但是他們只是不希望“莫須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罷了。至於自己之外的人，他們更願意使用“莫須有”這個武器。這實際上就是言官們遺留千年的餘毒。

對於言官們來說，到了這個地步已經沒多少人還關心自己的本職應該是什麼了，完全是為了自己或者團體的目的而攻擊，為了攻擊而裹挾朝廷去攻擊。他們具體的過程黃仁宇描述的非常精彩：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區域性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裡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言官們兇猛到什麼程度？只要被他們集火，沒有官員可以抵擋，內閣也不例外。高拱、申時行、王錫爵等閣臣都被言官搞得被迫致仕。就連活太師張居正也差點栽於言官手中，皇權的強力介入才讓他勉強自保。

這也是高拱、張居正改革時，他們不約而同地都將言官納入自己手下管理的原因，不然他們的改革很容易被這群言官給攪黃了。

對於明朝來說，最大的害處就是官員為了自保就被迫結黨。因為應對“道義”的攻擊，最佳的防守就是用“道義”來反擊。當被某些言官彈劾的時候，不用去收集證據自證清白。上表請辭，眾官員聯名挽留以示信任，“道義”的力量自然會讓言官們明白事不可為，就此偃旗息鼓或者等待時機再戰。

最終是不是有罪不在於事實，而在於有沒有人支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