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字進昌，後改名陶知行、陶行知0%1892年11月11日生於安徽徽州歙縣。他的父親名叫陶長生，曾任徽州府休寧縣萬安鎮冊書（古代主管政府公文的職員），後回家經商種田，是一個鄉村文化人。

按照古代習俗，小孩到了6歲就要發矇讀書識字。陶圖1-1行知6歲時因資質聰明，受到村中私塾先生賞識，免費對他進行啟蒙教育。此後，陶行知並沒有馬上進學堂，而是在家中隨父親讀書習字，接受傳統儒學教育。8歲時，進入萬安鎮吳爾寬先生開設的私塾做伴讀。

13歲時，陶行知的父親因為吸食鴉片身體衰弱，家庭經濟狀況也因此變得窘迫，陶行知被迫輟學，回家務農。農閒時陶行知仍然非常愛好讀書，其父也儘自己所能來教育他，指導他攻讀儒家經典。父親的知識畢竟有限，很快就難以滿足陶行知的求知慾。後來，在親友的介紹下，陶行知又向當地著名的秀才和貢生求學，分別修習“四書和”五經“。憑藉父親的言傳身教和四處求學這兩條途徑，陶行知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傳統學術基礎，為自己的知識體系建構做出了最基礎的鋪墊。正當陶行知在傳統文化教育體系中孜孜以求時，中國教育制度發生了鉅變。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考試製度，與科舉制相伴的傳統教育制度也隨之解體。中國開始實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清政府和各省開始創辦新式學堂，形成了一種由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新式學校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既有政府創辦的公立學校，也有教會創辦的私立學校。

在科舉制度廢除後，教會學校得到快速發展科舉制度廢除後，正值學齡階段的陶行知再也沒有必要專注於”四書“”五經“了。為了獲得日後安身立命乃至建功立業的知識，必須改換門庭另闢新的求學路徑。當時的歙縣有一所教會學校—崇一學堂，這是一所相當於高小和初中低年級程度的學校。由於陶行知父親是基督徒，母親在這個學校做勤雜工，所以在1906年，陶行知得以進入該校就讀。崇一學堂作為一所教會學校，在文化特質上與傳統私塾學館有所不同。學堂裡既有傳統的儒家經典教學，又有語文、數學、西醫等新式課程，可謂新舊雜糅中西並存。陶行知在這裡學完了學堂的全部課程，其中語文、數學等學科成績優秀。陶行知在這裡所學的新知新學，是他生平第一次接受有別於傳統文化的異質文化。

從陶行知的課業成績來看，他對新學的態度是積極認可和接受的。崇一學堂時期的學習，對陶行知進行了初步的西學啟蒙，為他打開了窺視外部世界的窗戶，準備了一塊走向外部世界的跳板。l908年春，崇一學堂停辦，陶行知提前畢業。畢業後，他很渴望到更高層次的學校學習，可是當時公立學校收費頗高，陶家經濟困難，無力承擔這筆開支。陶行知只好遵循教會學校的程式，在崇一學堂老師的指導下，前往杭州投考同為教會學校的廣濟醫學堂。從後來陶行知在大學發表的文章來看他對學醫一直抱有興趣，加之在崇一學堂學了一些醫學常識，更加堅定了他學醫的理想。但理想很快被現實摧毀。由於廣濟醫學堂存在嚴重的宗教歧視，陶行知此時還不是基督徒，入校註冊後，發現學校在學習、生活各方面的安排上都存在歧視，三天後他就被迫退學。從此，陶行知放棄學醫的志向，但他對醫學的興趣仍然不減。此後，陶行知幾經輾轉，一度流落蘇州數月以尋找出路，但都沒有結果。

在這期間，他經過觀察思考，深深感覺到中國教育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新學盛行，新式學校在全國各地成為主流，要想到更高層次的學校學習，就必須學好英文。於是，他返回徽州，用一年的時間專心學習英文。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對中國教育的發展趨勢有較明確的認知，對新學也有濃厚的興趣並主動學習英文以掌握學習新知的工具，其知識結構、學習視野相較於私塾輟學時更為開闊1909年，陶行知進入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前身之一）預科學習，1910年9月，正式入讀金陵大學本科。在四年的本科學習期間，受時局影響，陶行知參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動和宗教活動，學習有所中斷。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陶行知返回家鄉徽州，擔任徽州議會幹事，並參加了當地的革命起義運動，半年後才返回南京復學。雖然學業有所中斷，但陶行知各學科學習成績仍然優異。由於金陵大學也是一所基督教會學校，各學科課程計劃中均包含有較為系統的宗教課、宗教儀式等。於是陶行知便開始系統瞭解基督教教義，並在畢業前皈依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