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的不少著作將韋昌輝說成“投機分子”，認為他是“鑽進革命隊伍中的異己”。其理由有二：一是他後來“叛變革命”，二是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地主或富農。韋昌輝譜名志正，通稱“韋正”，昌輝是太平天國起義後改的名字。他是廣西桂平金田村人，據說祖先是明代從外地遷來的客家人，父親叫韋元階，據清方史料說“家資累萬”，闊氣得很，其實是不確的。

民國時專家在江口墟三界廟發現一塊《重修三界廟碑》，碑上清清楚楚記載“韋元階捐銀四文”，當地人對敬神修廟十分隆重，倘真是財主，絕無捐款四文，還喜滋滋刻在石碑上的道理。當地人稱，韋家每年“收租谷二百餘擔”，照這個數目看，也就是個一般的小地主。據說金田村當年有600多人，其中最多的是謝姓，有300多人，其次是黃姓，僅有100人出頭的韋姓不但人少，而且是外來戶，經常受前二姓欺壓。 據說韋家雖然較富裕，但地位低下，多少代未出過一名秀才。韋元玲為爭口氣，就幫自己的長子韋昌輝捐了個監生的功名。這年是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1849年，這時洪秀全、馮雲山已經在金田鬧得有聲有色了。

據傳馮雲山剛進紫荊山， 就已認識了韋元階、韋昌輝父子。金田村地處紫荊山和桂平平地之間，是進山的必經之路，同為客家人和讀書人的馮、韋很早結識，並不足奇。但是，沒有跡象表明，這時的韋家父子要“投機”馮雲山的“革命事業”。韋昌輝此時“出人衙門，包攬詞訟”，儼然一個民間律師的做派，而他的父親韋元階在1849年已屆81歲，豐衣足食，有5個兒子養老送終，似乎也不會有多少革命熱情。

轉折點似乎就出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中旬，韋元玢的八十一大壽。為了讓老壽星過個體面的生日，韋家請人弄了塊匾，刻上“成均進士”四個字（也有說是“成名進士”的）。“成均進士”是監生的美稱，韋昌輝掛一下是可以的，但讓韋元階掛就有些不合適。偏偏鄰村有個土著藍秀才，一直瞅韋家不順眼，就趁人不備，把“成均”倆字拿刀子剜去，跑到縣衙裡告韋家違反制度，私自掛“進士”匾額。要知道進士和監生在功名上隔了好幾級，這罪名可就不算小了，最終韋家強龍敵不過地頭蛇，給判了個罰款300兩。

韋家只不過是小財主，並非了不起的大款，一個連修廟這樣的大事都只肯捐4文銀子的鄉紳，一下給訛去300兩，這口氣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拜上帝會就在這時候向他們伸出了熱情的雙手。當時已動輒扮耶穌下凡的蕭朝貴，特意以耶穌的名義贈壽詩一首：年宵花景掛滿堂，玢人此錢自由當；為子監生讀書郎，正人子前二蕭涼。說老實話，這耶穌的詩除了合轍幾乎完全不像一首詩， 甚至不怎麼像“人話”，但在憤憤不平的韋家看來，這就是雪中送炭的義氣，更是可以倚靠的一棵大樹。80多歲的韋元珍感動之餘，不僅將全部家財捐獻給拜上帝會，還極力鼓勵韋昌輝人夥。後來韋昌輝被洪秀全殺死，終太平天國一世未能平反，而被牽累死在那場大亂中的韋元階，卻在庚申十年（1860）被追封為“開朝王伯、爵同南（馮雲山）”，享受起和楊秀清、蕭朝貴父親同等的政治待遇來，可見其早期對拜上帝會的貢獻，實在大到讓洪秀全難以抹煞和忘懷的地步。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在楊秀清、蕭朝貴的安排下，洪秀全住進金田韋家。八月二十三日，透過蕭朝貴所傳“耶穌”的聖旨，韋昌輝被確認為上帝的親兒子、耶穌和洪秀全的親弟弟，正式成為領導核心的一員。韋昌輝和石達開兩個家族人多勢眾，且人才輩出，是金田起義最可倚賴的骨幹力量。與性格倔強且和最受楊秀清、蕭朝貴猜忌的天王表親賜谷王家關係密切的石達開相比，韋氏離紫荊山最近（石達開是貴縣人），性格又柔和順從，因此更得楊、蕭信任，故他們不但把大本營設在韋家，而且經常讓韋昌輝擔任調兵遣將的工作。據金田父老相傳，韋昌輝家其實就是一個打造各種兵器的作坊；為了掩飾打鐵聲，韋昌輝故意在自家池塘裡養了一群鵝，用鵝叫聲掩人耳目。文革之後，有文物專家在池塘邊挖出大量木炭、鐵塊；此前還曾挖到無數破瓷碗，可見口碑傳說是大致不錯的。

1850年，洪秀全、楊秀清發出金田團營令，兩廣各地的數萬會眾聚集到金田村。這年陰曆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會在韋宅舉行慶典，宣佈舉兵。第二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後，幾萬太平軍從金田出發，沿著大黃江東下，踏上了長達14年的征途。韋家舉族從軍，據說參加者有“千餘”， 事實上韋氏在金田不過百人，加上附近的族人也只有數百人。這些出征的韋氏子弟大多未能還鄉。韋昌輝的弟弟韋亞孫（可能是韋志先）、韋十一（可能是韋志能） 1851 年8月28日戰死在紫荊山的要隘風門場；韋志能的兒子韋以德1854年11月24日戰死於湖北半壁山；韋昌輝的叔叔韋元瑞則在1852年4月6日，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後不久，被清軍大將烏蘭泰追擊，死於城外古蘇衝帶；韋氏族人韋得玲1854年戰死於安徽太平府。

韋家這樣家境尚好、本應成為清廷基層統治基礎的家族，緣何成為反清力量的中堅？ 鴉片戰爭後清廷財政匱乏，加上白銀奇缺，導致用白銀結算的田賦和雜捐水漲船高，令韋昌輝這類典型的“耕讀之家”受到極大衝擊。韋氏是所謂“來人”（到廣西時間很短的客家人），備受土著世族排擠，地方政府又因循顢頇，申冤無門，最終逼得他們不得不尋求“非常途徑”。

上世紀30年代簡又文等前輩去當地採訪時，不少老人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許多類似韋家這種小業主、小自耕農，是如何被官府、鄉紳們步步逼上絕路，最終向洪秀全的上帝尋求公道的故事。由此可見，儘管太平天國所走的道路引起許多爭議乃至非議，但其爆發的根源卻在於清廷的腐朽和地方經濟的崩潰，即使沒有洪秀全和他的上帝，“官通民反”也是必然結果——當年在兩廣 多如牛毛的會黨起義、家族起義，就是明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