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血緣，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前輩身上所發生的事情決定的。幾十年的時光迅疾劃過，我們的父親從初為人父的喜悅，走向老驥伏櫪的暮年。愛、激情、責任，這一類用詞被使用得太頻繁，父親也有疲憊與頹唐的時候。正如朱自清《背影》中，我們在作者晶瑩的淚光中，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人心、人性，遠比這個世界任何事物複雜。閱讀莎士比亞悲劇，會覺得，哈姆雷特王子與其說是為父復仇，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像男人那樣去戰鬥。最發人深省的父親，莫過於流落到荒野上的李爾王，一個可憐、衰弱、遭人鄙視的年邁老人。孰對孰錯，已經不是爭論的焦點了，惟有悲劇是事實。歌德有感：“一個老人永遠是個李爾王——凡是手攜手共同工作的、爭執的，久已不知去向，凡是和你一起愛過的、苦惱的，已依附在其他的地方。”莎士比亞塑造的一系列角色之中，為什麼很多人會對埃德加（《李爾王》中的人物）這個角色好奇？如果更深地研讀這個隱喻，會發現是誰在折磨他的父親，讓他掉下了想象中的懸崖？父親們，大多有過巨大的生活磨礪，嚐盡各種滋味，一生即使生活無憂無慮，也嘗夠了情感的痛苦深沉。面對如此世情，我會想起歌德的詩句：“他的香膏變成了毒藥/哦，誰能為他撫平傷痛？”音樂上，有一首天才作曲家的浪漫曲，或許是奉獻給父親的。很多人會疑問，父親與浪漫何關？有的，人類一些共性的情感，存在於各個層面。浪漫主義其特別獨到之處，在於它把各種形式關聯起來的紐帶，主導這紐帶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肖斯塔科維奇為1955年前蘇聯拍攝的電影《牛虻》創作組曲，其中有一首“浪漫曲”（The Romance）旋律異常優美。音樂開頭第一樂句，就驚奇地攀登上一個高音，有出其不意的音效。獨奏小提琴在絃樂撥奏、豎琴琶音顫動中緩緩傾訴，我們沉浸在一種美得出塵的意境之中，那意境猶如白天裡睡著的月光，淺眠在梨花芯的床。雲兒卻還流連在那枝頭，繾綣著繁花的幽香。

12首《牛虻》組曲 Gadfly Suite， Op。 97a圖片 圖片這首浪漫曲總是出現在亞瑟與他的父親——主教蒙泰尼裡在一起的時候。影片開始時，青年亞瑟·勃爾頓正如飢似渴地在比薩神學院的圖書館裡查閱資料，他盡一切力量汲取知識，有疑問都求教於院長蒙泰尼裡主教。年輕人，就像是那種新信仰的一個潛在先知。他懷著滿腔的熱情聆聽院長的佈道，試圖在他的話中捕捉到與新共和理想的某種內在關係。他還潛心鑽研《福音書》，慶幸基督教在起源時就具備了民主的傾向。此時，一首浪漫曲緩緩飄蕩，博學的蒙泰尼裡無限憐愛地看著亞瑟，關照著他的一切。只是，亞瑟還不知道眼前這個自己無比崇敬的主教是自己的親爸爸。“我禱告天主，願你永遠不要消失對不幸的人的那種關懷。我在世界上除了你，也沒有別的人了，我把你當做兒子一樣。你是我的光明，我心裡快樂的源泉。”蒙泰尼裡字字真話，他當然知道，眼前這個文弱帥氣的青年人，是自己不能相認的親兒子。小提琴：塔斯敏·利特爾眼看亞瑟涉足義大利進步青年革命黨，為爭取國家與民族獨立的危險鬥爭，蒙泰尼裡被強烈的恐懼折磨，但又不得不尊重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子的意願。他擔心自己履赴新職遠去會導致兒子遭遇不測，甚至想過放棄紅衣主教職位。“我什麼也不想，我為一種恐怖感所纏繞。告訴我，有什麼特別的危險嗎？”從對話與眼神中，流露出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所有擔憂。果不出其然，預感很靈驗，亞瑟以革命、假死、毀容、殘疾、流亡南美，受盡磨難來拷問一個父親的靈魂。亞瑟九死一生，最後與天主教最高階的紅衣主教父親得以相聚，卻是在獄中。然而亞瑟不為父親的哀求而動搖自己的革命意志，甘願赴死。生命墜入終局，直至悲愴哀訴時刻。他們都必須失去，以他們的犧牲而使大地肥沃。這也是悲劇的力量與意義。當音樂再次響起，我們黯然神傷，更聽懂了音樂情緒中的低迴婉轉，有了愁腸百結滋。

無論小說還是改編的電影，感動現代人的或許並不是亞瑟的革命精神以及他與瓊瑪那無望的愛情，而是深沉的父愛。宗教以摧毀個人情感與慾望為代價去擭取某種精神上的圓滿。主教無力抵禦崇拜自己的女信徒，她在航運富商之家任職家庭教師，擁有年輕美貌與一切美德。不久這位家庭女教師被鰥夫富商迎娶。與其說主教引誘她，不如說她鍾情於他。兩人在不能擁有的戀情中不能自持，亞瑟在原罪中降生，他們走向沉醉和自我毀滅。這樣的愛情，註定是一支哀歌。主教必須離開，他必須遠離她，悲哉！他歷盡重重困難遠赴中國傳教，在信仰中，在幫助他人中暗自彌補罪過。她在屈辱與欺凌中撫養私生子。在不被世俗所認可的愛情婚戀，主人翁一般被小說預言早逝，以延續悲劇性。果不出所料，亞瑟善良的母親，被安排因病早早離世。

如果說神父他有什麼過錯的話，大概就是理性不足了，其他一切完美。什麼是理性？唯當我們能能夠掌握理性之時，我們才能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一言以蔽之，我們能夠自我決定。透過自覺運用理性的技藝與籌劃而取得對自然、對事情的完全控制，保障我們自己的創造力、自治性和自覺決定。但是，人之為人是因為有人性，人性少不了弱點。如果人人都理性，這個世界是不真實的。站在這種以理性為主導的啟蒙人文主義觀念對立面的，不僅有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還有伏尼契的蒙泰尼裡主教。因為一個人存在的核心還有對人，對家庭，對血緣的千絲萬縷的責任義務。

在一代中國人的內心埋下過揮之不去的情結前蘇聯拍攝的電影《牛虻》加強了為革命理想所作的對抗意義，突出了亞瑟的鬥爭精神。而小說描寫則更為豐滿，帶著19世紀末英國作家特有的對植物、對園林的關注筆觸，描寫跨國革命題材。1897年，愛爾蘭籍女作家伏尼契《牛虻》在英國出版，這部小說初期一直默默無聞，但到了20世紀五十年代，《牛虻》被傳播到革命中的蘇聯和中國，成為共產國際社會的經典文學。伏尼契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數學家喬治·布林。布林代數就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研究集合運算和邏輯運算。1+1到底等於幾？二進位制時1+1等於10，用布林代數計算，1+1等於1。伏尼契家庭中姊妹眾多，個個皆名家，對四維幾何學、泰勒級數等都有重大的貢獻。伏尼契小時候學習音樂，但由於手指痙攣症，不得不放棄當鋼琴家的理想而轉投文學。後來，她來到俄國，與眾多革命者為伍，期間積累了大量寫作素材。兩年後，當她回到英國後，結識了恩格斯、赫爾岑、普列漢諾夫等馬克思主義政黨主要人物。她對俄國文學鍾愛有加，積極出版俄國著作。這也是當時蘇聯政黨對伏尼契其人其作鍾情有加的緣故，她是一個革命者，她的作品對革命黨有重大的宣傳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