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平）與伍子胥（員），同樣是楚國人，同樣為昏君佞臣所害，結局是如此不同，一個行吟澤畔，投江而死，一個助吳敗楚，鞭屍復仇；一個是龍舟香粽，萬眾追思，一個香火稀疏，千秋冷落。前些年端午節，我填了一首《蘇武慢》，以表達積鬱和不解，其中有句：“澤畔行吟，汨羅投水，單剩九章追念。唯申胥義勇，協吳伐楚，莠蘭明辨。……亡楚空悲，滅吳成讖，聖主永光金殿。”

客觀地說，屈原（約前340-約前278）並不是一個昧於文賦的書呆子，《史記》稱其“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而且“博聞強志（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應當不乏從政之具。屈原政治上的挫敗，緣於兩起事件，一起是被動的，屈原受命起草憲令，上官大夫靳尚妒而進讒，昏憒的楚懷王竟怒而疏之。一起是主動的，秦楚通婚，欲舉行峰會，屈原提醒楚王，秦國是“虎狼之地”，不可輕入，得罪了令尹子蘭，被頃襄王放逐於江南。屈原生活在戰國末期，正值秦一統中國的前夜，貴族出身的屈原，忠君之志可嘉，愛國之情可疑。在《史記》中其事蹟十分有限，一是勸楚王殺張儀，一是諫楚王毋入秦。除此之外，史書留下的多是其作品介紹。

從今天的觀點看，屈原的愛國主義確有可議之處。古代中國尚無現代國家之觀念，有的只是概念模糊的“華夏”“禹境”“九州”“中土”“天下”之稱謂。分封制下，雖然也是列國林立，然而，斯時之“國”，義近“區域”，不過王侯之封地。因此，屈原所愛，不過“家國”、“君國”而已。由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君國不分”、“君國一體”的“國家觀”，梁啟超先生曾一語道破其實質，“今我中國國土雲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雲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雲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雲者，一家之私辱也。”（《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在那種情況下，愛國即為愛君，愛君就是愛國，屈原念念不忘“存君興國”，將國家前途、社稷命運繫於楚懷王一人之身，君在則國在，君亡則國亡。對於這樣一個忠奸不分，剛愎自用，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的庸主，竟然充滿無盡的肓愛與愚忠。在“君國”危亡之秋，屈原雖遭流放，並不意味著他不能採取行動以救亡圖存，然而，他卻一味孤芳自賞，牢騷滿腹，無所作為，楚王被騙入秦，客死敵國，他竟心灰意冷，投江自盡。在冗長艱澀的《離騷》中，充滿了絮絮叨叨，瑣瑣碎碎的自戀與牢騷，“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只把自己當作“幽蘭”、“申椒”，卻把他人當作“蕭艾”與“糞壤”。離騷者，牢騷也。太史公稱，“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怨自何來呢？“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一旦牢騷達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離騷》）這愛國也就可疑了。對屈原“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的行為，太史公也不認同，“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同樣是楚國人，春秋時的伍子胥（？-前484年），比屈原早二百多年，但在政治上，則是另一種型別。楚平王寵信奸佞，暴淫無道，棄子奪妻，慘害臣僚。歷代聖賢告訴人們，對於此種情況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逃避，“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移民去也！更何況大難臨頭？一是除掉。在聖人的邏輯中，除掉暴君並不等於反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這點上，伍員比屈原明智，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投宋、奔鄭、事吳，協助吳王闔閭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終於崛起。有學者稱，伍子胥的政治生涯，用兩個字可以概括——復仇。這樣的概括顯然不夠客觀與理性。據《史記》載，伍子胥攻破郢都，“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接下來，只有“然後已”三字，並不似《東周列國志》所渲染，“郢都城中，幾近獸群而禽聚矣”。為報父仇，鞭屍三百，有些過分，司馬遷這樣認為，“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

“君國”、“家國”之不堪，並不意味著要否定某些個人在歷史程序中的正面作用。伍子胥沒留下什麼詩賦，其軍事著作也已散佚。然而，他作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的成就，向為後人所景仰。伍子胥不同於朝秦暮楚，縱橫捭闔的戰國政客，反而對其所在國傾注了全部摯愛與智慧。他以其居安思危、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來自越國的潛在危機。惜乎夫差聽信讒言，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殘害忠良，曾為吳國強盛作出巨大貢獻的伍子胥，竟被夫差賜死。他留下“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之遺言，觸怒吳王，其屍被拋入江中，不想，竟一語成讖，不過十年，越軍滅吳。

我無意介入江浙、兩湖關於端午節的爭端，江浙一帶為紀念伍子胥，供奉“濤神”與“伍君”，每年五月五日也是龍舟艟艟，端午競渡，據說同樣有史可徵。文化上多元幷包應是常態，這是否應視為我國端午節文化之一枝？（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