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與戰術思想兵學最大的意義在於其戰略和戰術思想，戰略和戰術思想為軍事行動指明方向，是軍事理論的靈魂。錯誤的戰略和戰術思想往往就是導致軍隊在戰爭中遭遇潰敗的原因。

楚漢之爭，項羽放棄關中，一意要東歸，給了劉邦還定三秦中分天下的機會；韓信拜將之後，為劉邦制定三步走的戰略：先取關中、還定三秦，然後再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西楚糧道，包圍項羽，最後一戰決雌雄。使得劉邦最終統一天下。

楊玄感起兵反隋，李密為他謀劃戰略和戰術，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襲據涿郡，扼臨榆關，使隋軍潰散關外；中策是攻打長安，佔據關中以便和隋煬帝對抗；下策是圍攻洛陽。楊玄感在戰略選擇上出了問題，認為李密的下策才是上策，硬是要攻打洛陽，導致久攻不下，最終失敗；

唐朝，武則天稱帝，李敬業造反，魏思溫勸李敬業以維護唐朝宗室為由進逼神都洛陽，天下之人必然雲起響應，如此方能與武則天的軍隊抗衡。但李敬業卻選擇錯誤的戰略，他認為金陵有王氣，不如先引兵向江東，佔據南京，然後再與朝廷抗衡，結果兵敗被殺。

五代紛亂半個世紀，直到趙普為宋太祖制定先南後北的戰略，才使宋軍如秋風掃落葉一般，迅速的統一了中原大地；

元軍攻打南宋歷時四十餘年，宋軍善於守城，兼江南地帶丘陵沼澤難以行軍，戰爭進入漫長的相持階段。直到宋朝將領劉整投靠元朝，為忽必烈謀劃了先取襄陽的戰略構想，指導元軍攻克樊城，納降襄陽，再輾轉漢陽和武昌，沿著長江直趨江東攻克臨安，消滅南宋；

民國，蔣介石為國軍謀劃戰略，指揮國軍兵分兩路，分別攻擊山東和陝西的共軍，結果在陝西非但沒有擊潰共軍主力，反而被共軍耍得團團轉，在山東戰場又接連受挫。兵分兩路出擊的戰略，正好給了劉鄧大軍從中間挺近大別山的機會，使戰局發生扭轉，國軍最終戰敗。

由此可見，戰略和戰術思想是軍事理論中最核心的東西，而最早對戰略和戰術理論進行研究的著作是《孫子兵法》。《孫子兵法》對戰略和戰術理論不僅論述得早，而且論述得極好。曹操在《孫子略解》的自序中曾寫道：“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子所著深矣。”唐太宗也說：“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學兵法，繞不開《孫子兵法》這本書，而如何掌握閱讀這本書的方法，避免紙上談兵，又是重中之重。

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方式來讀《孫子兵法》，《孫子》裡所講的理論傾向於概念化、抽象化和極端化。在現實的戰爭中，往往與這些理論存在偏差，誰若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從實際出發，而盲目崇拜經典、照搬教條、死扣文字，誰就會逢戰必敗。

《孫子》說兵貴神速，因為用兵會拖累經濟，所以力主速決戰；說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說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還說因糧於敵等等。對這些命題如果不加以具體的分析，而妄圖在現實中生硬的套用，那會是極度危險的。

在現實中，假如我方力量弱小、敵軍強大，若依兵貴神速的原則，盲目的採取速決戰的做法，將是自取滅亡。如漢高祖鴻門忍辱，終得天下；竇建德倉皇決戰，結果兵敗洛陽。

在現實中，資訊不對稱、資訊流通不暢，導致任何想完全瞭解敵我情況的期望都不可能達到，知彼知己的原則失效，若必待完全瞭解敵我情況後再作戰，便是迂腐了。

不戰而屈人之兵固然極佳，但在現實中，常常遇到的是敵軍誓死抵抗，我軍不能不戰；

要想我軍完全沒弱點，那是不可能的，若一定要待我之不可勝然後才能出擊攻敵，則將永遠也沒有攻打敵人的時候；

因糧於敵固好，但難度太大，誰若指望在戰爭中因糧於敵而不設後勤，非自困絕境不可。

凡此種種，經過具體分析後，我們發現《孫子》裡的理論與現實戰爭存在偏差，許多東西都不符合現實。那麼我們是不是是得出結論說這些理論是空談，沒有現實意義呢？是不是我們不需要學習這些理論，學習《孫子》就是紙上談兵呢？是不是說《孫子兵法》已經過時了，在現代戰爭中完全用不上了呢？

如果這樣認為，必將流入膚淺的經驗主義，依靠經驗盲目的去打仗，所得的結果與迷信理論是一樣的，逢戰必敗！

《孫子》說：“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講明的正是軍事理論的意義。《孫子》所提供的理論並不是死板的教條和各種可隨處搬用的公式，不能從《孫子》裡的個別命題去概括和把握《孫子》的思想精髓，不能抓住書中的個別理論而忽略掉整個系統，一定要把《孫子》當做一個體系去理解。

要想準確的把握一個理論，需要將這個理論當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再深入發掘這個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深刻的掌握這個核心內涵。然後再對由這個核心基礎所延伸出來的個別命題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孫子兵法》最核心的基礎就是這幾句話：“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戰爭就像流水一般，變化無窮，沒有一層不變的教條和法則；同時在變化無窮中又存在一定的規律，就像水有由高向下流的趨勢一樣，戰爭也有避實擊虛的特點。這是一種矛盾辯證法的世界觀——一方面戰爭是變化無窮的，另一方面變化無窮的戰爭中又有一定的相對靜止的規律趨勢。

所以認識戰爭一定要能全面的理解矛盾的這兩個方面，不能偏執一端，造成片面。基於這種世界觀，《孫子》提出用兵的方法，那就是——因敵制勝。水流變化無窮，但由於地形的作用，水流又呈現出由高向低流動的規律；戰爭變幻莫測，但由於敵我特點的影響，作戰有避實擊虛的法則，因而在戰爭中，務必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敵人的不同特點，找出他們的虛實方面，避實擊虛。

理論的核心基礎為我們提供了行動指導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那麼《孫子》中所提到的各種個別命題又有何意義呢？既然這些命題都跟現實有出入，是否它們就沒有使用的價值呢？回答是：絕對不能忽視它們，這些命題恰恰才是指導戰爭的關鍵理論。務必要理解和掌握這些命題，在戰爭中善於運用這些命題，以這些命題為行動的目標，並根據實際情況來採取行動，盡最大努力使現實情況趨向這些命題所指明的理想狀態，發揮主觀能動性。

《孫子兵法》說：“兵貴勝，不貴久。”即使在持久戰中，這個命題照樣是適用的。之所以採取持久戰的戰略是出於敵強我弱、我軍無法速勝的現實，但這不能忽略了我軍最終必勝的目標。持久戰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在戰略對持中分化和消耗敵軍的力量，以期敵我關係發生轉換，當我軍實力增強，有能力擊敗敵軍時，就一定要依著“不貴久”的原則，採用速決，迅速擊敗敵人，結束戰爭、終結用兵所帶來的破壞。不能因為手段而遮蔽了目的。

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做到“知己知彼”，但我們知道“知己知彼”的關鍵作用，所以在戰爭中會盡最大的努力，收集儘可能多的敵我情報，從而為“百戰不殆”提供條件。若說做不到完全的“知己知彼”，就放棄了收集情報的行動，放棄“知己知彼”這個理論，那就是潑水時把孩子也潑掉了，是蠢豬式的經驗主義思維。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軍事行動中的高目標。戰爭只是政治透過暴力手段的繼續，只有當外交周旋、經濟制裁、最後通牒等和平方式都無法實現了，才不得已而動兵以解決矛盾衝突。但在用兵的過程中，仍然不該忘記透過和平手段爭取解決矛盾的機會。那種崇尚百戰百勝的思維是十分魯莽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用兵的一個目標，在攻城作戰前先對敵人下通牒，如果其願意投降則攻城的目標便可達到，無需付出傷亡的犧牲，如果其誓死不降，則立即進攻。

不戰而屈人之兵理論的意義十分重大，這在歷史上也得過多次證明。劉邦與霸王項羽分兵西征，約定誰攻下咸陽誰就做關中王。劉邦接受宛城之降，從此通往關中的諸多城池全部效仿宛城開門投降，劉邦得以引兵而西，一路順暢。這並不是說可以不學會戰勝制敵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而是說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比戰勝制敵更好的方法，倘使劉邦沒有攻克諸多城池，包圍宛城，那麼也就無法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反觀項羽，他崇尚百戰百勝。鉅鹿之戰，坑殺了已投降的秦軍二十餘萬，從此所到之處，必受到強烈的抵抗，因此才後於劉邦入關。由此可知項羽的軍事思想遠落後於劉邦，其貿然在垓下接受劉邦的決戰，導致兵敗而烏江自刎，這與其戰略失誤是分不開的，可惜項羽到死仍不知悔悟，自欺欺人的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因糧於敵是一種重要的戰術，是增強我軍實力從而削弱敵軍實力的一種方法。不能極端的說不需要自備糧草，而是說既要自備糧草又要善於因糧於敵，這兩者是一種矛盾關係，不可偏廢。

先將自己置於不敗之敵，然後才能擊敗敵人。完全的不敗之地自然是不可能實現，但要向這個目標盡力，在作戰前優先考慮自我的條件，找到我軍的弱點並進行彌補，揚長避短；然後才研究對方的特點，避實擊虛。

理論的指導作用正在於此，理論不是僵化死板的教條和公式，而是行動指南，為實踐活動指明方向。不要期望依靠理論的內容，照搬照抄就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也不能摒棄理論，而盲目的去採取行動。一定要善於辯證的掌握這種矛盾，既把理論視為行動指南，用來指導理論；又不迷信理論，做到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才能避免紙上談兵的唯理主義和盲目冒進的經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