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乾元元年六月，杜甫由左拾遺貶為華州司功參軍。這年冬天，詩人由華州到洛陽看望家人。這時，安祿山已經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死（757年正月），隨後，安慶緒率領叛軍由洛陽北走渡河（757年十月），退守鄴城（相州，今河南安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率領的六十萬官軍包圍了鄴城，從整個局勢來看，官軍處於優勢。但由於肅宗的昏庸，處置失當，沒有一個統帥，沒有統一的指揮，致使圍攻鄴城的六十萬大軍陷於“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的混亂狀態，以至“城久不下，上下解體”。（《通鑑》卷二二一）。

安祿山劇照就在這個時候，史思明率領五萬叛軍從魏州（今河北）趕到河南攻打唐軍。此時是乾元二年三月，兩軍將戰，“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唐軍“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結果“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洛陽）”。（均見《通鑑》卷二二一）這樣一來，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洛陽到潼關一帶比較緊張。

河北景區為了扭轉局勢，唐王朝一方面增強前線洛陽的兵力來阻止史思明的西進，另一方面立即充實後方增援潼關的防禦力量，以防萬一。在這大敵當前之際，補充兵力成了當時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從遠處徵兵已經來不及，於是，這繁重的兵役便首先落到洛陽以西、潼關以東的新安、壕一帶百姓的頭上。但這一帶地區狹小，又經歷了三四年的戰亂，壯丁已被抓走然而，統治階級卻實行了慘無人道的拉夫政策，他們不管老少，甚至不論男女，都要抓去服兵役。

《石壕吏》正在這個時候，杜甫從洛陽經潼關趕回華州住所，沿途親眼目睹在殘酷兵役下人民呻吟流血的慘景，並把它們寫成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樣驚心動魄的六首詩。《石壕吏》便是“三吏”中的一篇。作為一位憂國憂民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在寫“三吏”、“三別”時的思想感情是相當複雜而矛盾的。他一方面痛恨那不合理的兵役，甚至大罵“天地終無情”，另一方面對這種不合理的兵役有所保留，並沒有公開直接地抨擊。

潼關他認為這種戰爭是正義的，是抗敵救國的。他一方面同情勞動人民的苦難，“為民請命”；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含著眼淚鼓勵他們奮起抗戰。這一基本思想在《石壕吏》中得到了比較曲折的表現。《石壕吏》以沉鬱悲愴的筆調，透過對“吏夜捉人”這一典型事件的敘述，揭露了戰爭和黑暗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同時，也反映了人民忍痛負重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出詩人對國家的關心和對人民的同情。第二段從“吏呼一何怒”至“猶得備晨炊”，借老婦的言詞，寫出了這家人的悲慘遭遇。”第三段從“夜久語聲絕”至“獨與老翁別”，寫“老婦”被抓走後的情景“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塑像大意說：夜深了，說話的聲音斷絕了，彷彿聽到有人在斷斷續續地哭。後來天亮了，“我”要踏上旅途了，就只和老頭子一個人告別了。“夜久”，夜深，表明很長時間。“語”，講話。“絕”，斷絕。“如聞”，好像聽見。“泣”，低聲哭，有淚有聲叫“哭”，有淚無聲叫作“泣”。“幽咽”，時斷時續地哭泣聲。說自己的不幸命運。這是一首敘事詩。它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作者不加議論，讓事實本身說話。全詩以白描手法，按著時間的順序，從“暮”到“夜”，從“夜久”到“天明”，冷靜而客觀地描寫了“吏夜捉人”的全過程。

天明第一段“夜捉人”是故事的發生，第二段“前致詞”是故事的發展，第三段“獨與老翁別”是故事的結局。結構完整，層次井然，前後呼應。詩人把主觀感情融入到客觀的敘事之中，融入到具體人物形象的描寫中，使事件本身更加顯得真實更加感人至深出其次，語言精煉含蓄，樸實無華。陸時雍稱此詩“其事何長，其言何簡”，是頗有見地的。詩中有敘事，有對話，但差吏沒有出面講話。這些都在言外，我們可以從老婦的“致詞”中看出差吏的冷酷、兇惡。詩的結尾含有不盡之意，給讀者留下了充分的回味餘地。參考資料：·《無家別》·《潼關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