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也四十出頭、也成了年輕人眼中的老傢伙時，這樣的疑慮自然隨之煙消雲散。畢竟一方面生活的磨鍊和社會的毒打，難免讓我也變成了那個曾經最討厭的大忽悠的模樣，同時也明白了這樣的道理：冒傻氣這種事情是大多數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的階段，攔是攔不住的。與其白費力氣何不順水推舟……

大多數的人生皆是如此。年輕時的一身稜角，終究會被冷酷的現實打磨得滑不留手，還會被美其名曰成熟、穩重，但換個角度說也就是越來越僵化和保守。

人生如此，一個民族和王朝是如此，思想和學派通常也逃不出這樣的規律。

比如儒家。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沒少大罵儒家，其實罵的是宋明以後變成了老傢伙模樣的儒家。但是如果排除掉兩千多年來塗抹在儒家身上的神化色彩和斷章取義式的定論，我們會發現曾經的儒家也如同我們的青年時代一樣，敢想、敢說、敢幹，同樣的容易上頭，同樣的毛楞急躁，卻絲毫不給人以僵化保守的印象。

比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家都很熟，中學歷史課上都學過嘛。在我上學的時候，教科書上對這一事件的態度是批判大於肯定的，尤其強調了其對於封建專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所起到的作用。記得中考時還遇到過這個考題，我給出的答案非常“課標”，應該是拿到了滿分。

不過如果今天可以重新作答，我恐怕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

挽狂瀾於既倒的董仲舒，其實在儒家並不怎麼受待見。

眾所周知，儒家由孔子創始，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但與其在帝制時代一統華夏思想界達兩千餘年的輝煌相比，在先秦時期儒家其實混得極其悽慘。除了在大本營魯國以外基本沒有哪個諸侯待見儒家，連老祖宗孔夫子為了推銷自家的主張都不得不厚著臉皮“周遊列國”，結果還是四處碰壁，落得個“累累若喪家之犬”（《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的下場。

到了秦漢交際的時候，儒家就更倒黴了。不但被死對頭法家按在地上摩擦，連祖墳都差點被刨了——不管焚書坑儒有多大的爭議，但起碼大多數儒家弟子吃飯的傢伙都保不住了。更要命的是，項羽那個莽夫的一把火將儒家經典中僅存的“官藏之書”也給燒了個七七八八。比如《樂經》就被燒絕了，從此經孔夫子刪定的《六經》就剩下了《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

更麻煩的是經過這兩把火之後，儒家的傳承就亂了套，再加上文字的演變（由大篆到小篆再到隸書）等諸多因素形成了今古文經之爭。比如《詩》有今文經3家，分別是《魯詩》、《齊詩》和《韓詩》，有古文經1家，即《毛詩》；《書》有今文經3家，分別是伏氏、大夏侯氏和小夏侯氏《尚書》，有古文經1家，即《古文尚書》；《禮》有今文經3家，分別是大戴、小戴和慶氏《禮記》，有古文經2家，即《逸禮》和《周官》；《易》有今文經4家，分別是施氏、孟氏、梁丘氏和京房《易經》，有古文經2家，即費氏和高氏《易經》；《春秋》有今文經3家，分別是嚴氏、顏氏《公羊春秋》和《榖梁春秋》，有古文經3家，即《春秋左氏傳》、《鄒氏傳》和《郟氏傳》。

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爭鳴到了秦漢之際已經趨於式微，偏偏儒家內部倒開始百花齊放了。但這不意味著儒家的春天到了，反倒像是替他們自己敲響了喪鐘。

為啥？因為儒家還從來沒有成為過任何一個時代或王朝的主流思想，更沒有受到過任何一個時代或王朝重用併成為統一的價值觀。說白了就是此時的儒家還是“野生”而非“官辦”的，在屢受打壓的情況下又因內部分歧鬧得快要分崩離析了，所以怎麼看都是一副要完犢子的德性。

值此危難之際董仲舒橫空出世，將儒家思想包裝打扮一番後獻給了漢武帝劉徹，才使得華夏王朝自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兩千多年。如今不管我們是否承認，儒家思想都已經成為刻在中華民族骨子裡的、無論如何也無法磨滅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這可能要歸功於孔孟等先賢。但對於儒家來說，真正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關鍵人物卻非董仲舒莫屬——若無董子，不光是儒家，連華夏民族的歷史恐怕都得改寫。

但令人感到奇怪甚至詭異的是，董仲舒在儒家的地位卻並不高。

其實儒家內部排資論輩的規矩跟我們的印象有很大的差別。像流傳甚廣的所謂“儒家三聖”，即至聖孔子、亞聖孟子和後聖荀子其實只能算是個“野雞榜”——荀子的後聖頭銜其實是到了清末民初時才被章太炎加上的。人家儒家正牌子的聖人其實有5位，也叫孔廟五聖，即至聖孔子、復聖顏淵、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和亞聖孟子。

好吧，誰讓儒家崇古鄙今呢。沒看到晚生了不到200年的亞聖都得在五聖人之末老實蹲著，更何況比老孟又晚了200年的老董呢？那孔門十二哲呢？前11位繼續被孔夫子的嫡傳弟子包圓，這回排在末尾的變成了朱熹。話說朱熹理論水平確實高（當然也是儒家中我最喜歡罵的），但要排資論輩的話在老董面前連自稱小朱的資格都沒有，憑啥能混進來？

繼續排。這回輪到有資格把牌位擺在孔廟東西兩廡的148位儒家大佬了。不過有資格進“兩廡”也不意味著地位就平等，除了要像水滸一百單八將那樣排定座次外，還得分出個天罡和地煞來區分尊卑。不過儒家畢竟是以耍筆桿子、玩嘴皮子見長，不能弄得像土匪強盜那樣粗俗，所以天罡被稱作“先賢”，地煞被叫成“先儒”。

這回董仲舒終於入圍啦。不過先別忙著高興——在這個榜單中，老董不但是僅位列“地煞”（先儒）的劣等貨色，座次還落到了東廡第72位（兩廡各74人），綜合排名大概相當於水滸英雄中的活閃婆王定六或是險道神鬱保四……

我覺得老董若是泉下有知，弄不好寧可敲碎棺材板也得爬出來把自己的牌位從東廡拿走，真是丟不起這個人啊……

那麼老董為啥這麼不受待見呢？

就對儒家的功績而言，董仲舒堪比孔孟，完全可以成聖。

在瞭解董仲舒為啥不受待見之前，需要先搞清楚對於儒家而言，董仲舒這個名字意味著什麼。

在先秦時期，別看諸子百家爭鳴得十分熱鬧，但事實上真正能普遍為各大諸侯所接受並採用的只有法家。而秦國正是在法家的幫助下，積百餘年之功終於實現了滅六國、大一統的目標，也幾乎給歷時數百年的在思想學術領域的爭奪戰劃下了一道休止符——法家成為了唯一受到官方蓋章認定的主流思想，至於儒家、道家、墨傢什麼的統統都可以歇菜了。

不過隨著秦歷二世而亡，法家也成了罪魁禍首，隔三差五就得被拖出來暴打一頓。說實話，法家鼓吹的那些東西對於天生就想當獨裁者的皇帝而言還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哪怕是親手推翻了“暴秦”的劉邦恐怕都會忍不住偷偷喜歡。不過，無論在古今中外都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玩意叫做“政治正確”，哪怕是貴為皇帝的劉邦也不敢輕易捅這個馬蜂窩。

那麼在大漢朝最大的政治正確是啥？當然是非秦。

反正老劉就是打著這個旗號玩造反、得天下的。如今他要是敢公然倒行逆施走暴秦的老路，滿朝的公卿大臣和那些非常有（zǔi）戰（pào）鬥（wú）力（dí）計程車人們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淹死他……

法家完蛋了，那麼作為老對頭的儒家是不是就能迎來春天了？哪有這樣的好事！

比如說劉邦就死活瞧不起儒家：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老劉也忒粗俗，對儒生動輒自稱“乃公”（即你爹）、稱其“豎儒”（對儒生的鄙稱），甚至還摘下人家的帽子往裡撒尿，簡直是藐視、侮辱到了極點。所以儒家想取代法家成為大漢朝的“官辦”思想，並以此為階梯使得儒家弟子獲得朝廷重用、成為人上人的想法基本就是在做夢。

事實上，哪怕在漢初時因為不知道該怎樣治國，劉邦及其子孫乾脆放棄治療（黃老之術），也還是輪不到儒家出頭。

雖然在文景時期朝廷設定了五經博士，但儒家的境遇其實並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好轉。比如《齊詩》博士轅固生就因為說了句對道家不以為然的話，就被勃然大怒的竇太后攆進了豬圈跟野豬玩肉搏，連漢景帝劉啟出面都勸不住。

幸好漢儒可不是脆弱得如同豆芽菜的宋儒或明儒，人家可都是修習過君子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文能嘴炮無敵，武能仗劍橫行天下。所以轅固生只出一劍就幹掉了兇猛的野豬，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命，也算是維護住了儒生那僅存不多的尊嚴。

在董仲舒把劉徹忽悠瘸之前，儒家在朝廷中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可有可無。即便儒生出身的公孫弘當上了丞相，但武帝一朝的丞相的成色早就大不如前，而且被“中朝”所取代，越來越遠離權力核心：

“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顏師古注漢書·卷七十七·蓋諸葛劉鄭孫毋將傳第四十七》）

在這種情況下，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作為各地推舉的“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來到長安，接受劉徹的策問。

結果老董在劉徹面前丟擲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可謂一言出而天下驚。而且他還趁著皇帝被忽悠得頭暈眼花之際大肆夾帶私貨，試圖替儒家將道家、法家等死對頭一網打盡：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且老董不但透過官方渠道下死手，還從學術角度堵死了諸子百家最後的活路——經過他改造並推薦給劉徹的所謂儒家這個“絕世美女”，其實已經摻雜了大量的道家、法家以及陰陽家等諸多學派的思想和主張。這就讓本已日趨式微的上述學派的傳人除了改換門庭投靠儒家以外，幾乎無路可走。

自此以後，儒家就毫無爭議的成了從漢到清兩千多年間歷代王朝的統治思想。王朝可以更替，皇帝可以換人，但儒家永遠屹立不倒。誰敢反對儒家，誰就是舉世公敵，誰就得死無葬身之地，沒有任何朝代和任何人可以例外。

因此可以說，在帝制時代皇帝統治著人的身體，而儒家則統治著人的腦袋——在這其中董子功莫大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堪比孔孟。

董仲舒為啥不受待見？因為他夾帶的私貨太多。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老董的功勞這麼大，為啥不論是儒家還是劉徹都不待見他，最後鬧了個裡外不是人？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老董替儒家向劉徹獻上的這個“美女”，非但不是個地道的原裝貨，還偷偷的夾帶了幾個“私生子”。

也正因為如此，讓儒家和劉徹都對董仲舒非常不滿意，甚至是反目成仇。

前文曾提到過，經老董改造並獻給劉徹的《天人三策》中，摻雜了大量原本是法家、道家以及陰陽家的思想主張，與經典的儒家理論其實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也被稱為新儒學體系。比如“天人合一”、“君道無為”、“天人感應”和“崇本抑末”等觀念就很像是從道家那裡搞來的山寨貨，其中可能還添加了不少來自陰陽家的零部件；至於“君權天授”、“天譴災異”之類的顯然沒少參考那些神棍陰陽家的主張，還疑似夾帶了法家的私貨；至於“三綱五常”、“德主刑輔”、“春秋大一統”什麼的，則大多是是儒家和法家的混血兒——看著哪邊都能靠上，其實哪邊又都對此極不滿意。

其實老董也是無奈。要是他按照傳統的儒家理論，向劉徹推銷既大且空的仁義禮智信那一套，估計皇帝不是聽睡了就得聽煩了，哪還有什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幸虧董仲舒所修的本經是《春秋》，而且還是公羊派的。為啥？因為公羊派解經的特有方式便是非常神奇的兩個字——權變。

所謂權變就是指不死板的生搬硬套，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機動靈活的應對。說白了就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要臉、可以隨意編造“子曰”——這可不是我在瞎掰，而是東漢著名的經學家賈逵總結出來的：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後漢書·卷三十六·鄭範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那麼事情就很簡單了，老董要想忽悠瘸劉徹，最簡單的藥方就是缺啥補啥。那麼劉大帝到底缺了點啥？

這位以霸道著稱的劉大帝，在當時缺的東西可不少。但他覺得最缺的就是身為皇帝的權威，總感覺臣子們對他不夠尊重。比如劉大帝一門心思的想打匈奴，可是那些大臣、尤其是文臣士人們要麼嘰嘰歪歪的不肯痛快掏錢支援，要麼就明目張膽的反對，讓劉大帝非常的不爽。

於是老董照方抓藥，提出了君權天授的理論：

“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春秋繁露·卷十一·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你說老董這麼明目張膽的篡改儒家經典的本意，讓那些孔夫子的孝子賢孫們情何以堪，又如何能不出離憤怒？

不過這只是個開始。劉大帝不是朝思暮想的要打匈奴嗎？這個好辦，儒家就有大復仇理論啊，《公羊春秋》裡就有現成的，連權變都可以省了：“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春秋公羊傳·莊公四年》）想當年劉大帝的老祖宗、也就是老潑皮劉邦被匈奴人欺負得差點半身不遂，掛了以後老婆（呂雉）還被冒頓單于調戲，這簡直是奇恥大辱啊，咋能不報仇呢？

另一個讓劉大帝犯愁的事情就是他家的那些親戚了。這些劉姓諸侯王的封國“大者誇（通“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漢書·卷十四·諸侯王表第二》），而且手頭有人事權（可自行任命兩千石以下官員）、財政權（可在封國內收稅）和軍權，簡直形同國中之國，而且想造反就造反。

果不其然，在漢景帝時爆發了七國之亂。雖然在此後中央政府採取了措施限制諸侯王的權力，但事實上到了劉徹在位時，各諸侯王甚至還可以自行建元，並在封國之內使用自己的紀年。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挖掘出的漢景帝劉啟的第14子、常山王劉舜的陵墓中，發現了“二十九年效見”字樣的銘文，指的就是常山王二十九年。

這讓霸道到以“我的，我的，什麼都是我的”為座右銘的劉徹如何能忍？對此，董仲舒大力鼓吹“春秋大一統”理念，首先倡導思想上的統一，實現儒家的獨尊，並在此基礎上推進以中央政府（皇帝）為核心的國家統一。

以上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核心主張，可以說是極其符合劉徹胃口的。在此基礎上老董夾帶的諸如獨尊儒術、尤其是將《公羊春秋》抬高到儒學核心位置等私貨，他都可以毫不在意。但唯獨一個天人感應理論讓劉徹無法接受。

所謂天人感應，簡單說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而且老天爺可不光是圍觀吃瓜，動不動還要下場平事。其實這種神叨叨的災異說也不是老董的發明，比如孔子雖然說過要“敬鬼神而遠之”（《論語·卷三·雍也第六》），但也認為一旦發生災害或詭異的事情都是君王失德惹的禍：“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還勸魯哀公“正刑與德，以事上天”《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魯邦大旱》。

而董仲舒卻圍繞著天人感應建立了一整套的神學世界觀，直接導致後來儒學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不過這也許算不上是老董的本意，他的目的在於把上天塑造成無所不能的至上神，給君權天授製造理論根據，同時再以天人感應來限制由他自己製造出來的、近乎無限的君權：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也就是說，在這套理論下以董仲舒為首的儒家可以把像劉徹這樣的皇帝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也可以隨時把他拉下來並鬥倒批臭。為啥？因為大漢朝那麼大，隨便哪個地區鬧個天災人禍、出個稀奇古怪的事件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君（huáng）臣（dì）和（tīng）諧（huà）還好說，大家睜隻眼閉隻眼可以權當沒看見；可一旦情況相反，這些儒生或儒官們就可以理直氣壯的指責皇帝失德導致老天爺打擊報復。在這種情況下，皇帝就只能低頭認錯，然後乖乖的跟著儒家的指揮棒走，否則連君權天授這件“皇帝的新衣”都保不住。

劉徹又不傻，怎麼會上老董的當？所以《天人三策》留下，董仲舒滾蛋——把他打發到江都王劉非那裡當國相。話說此時的諸侯王屬官早就沒了文景時期的風光，中央政府不待見，諸侯王不信任，是個純粹的打發官場倒黴蛋的地方。

不過董仲舒顯然還不死心。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老潑皮劉邦住著的長陵著了把火，老董立刻來了精神，上書指責劉徹亂政惹火了老天爺。老天爺發沒發火大家都不知道，但劉徹顯然被董仲舒給惹毛了，甚至一度要砍死這個大嘴巴。雖然後來劉徹又下詔赦免了他，但老董顯然被嚇得不輕，“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最後總結並預告一下——

儒家經過先秦時代的興盛（抬舉了，其實一直混得不咋地）以後，到了秦漢之際其實已經到了半死不活的狀態。儘管西漢的劉家皇帝們沒有再像他們的老潑皮祖宗那樣肆意羞辱儒家，但實際上並不重視，更別提重用，只將其當作粉飾太平和妝點朝堂的點綴而已。

後世對董仲舒不能“成聖”給出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理論水平不行，但事實恰恰相反——甭管孔孟等聖賢的理論水平有多高，但儒家卻始終是個不合時宜的學派，一直受到從先秦到秦漢之初歷代官方的輕視和排斥。而正是董仲舒以權變為先，融合了諸子百家給學派的主流思想，給傳統儒家理論套上了一層能為官方青睞並接受的外包裝，這才有了儒家兩千多年的輝煌。

能將儒家理論做出如此改頭換面般變化的，除了董仲舒也就是朱熹了。話說老朱生前混得也不怎麼好，但卻能在身後成聖，而老董無論生前身後都一直不受待見，其實跟他搞出個天人感應膈應劉徹關係不大，主要還是在儒家內部樹敵過多導致。

限於篇幅，今天只能扯到這裡。下一篇文章咱們再繼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