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漢書·武帝紀》讚語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績。細察班固所總結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內容實即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按此八字實為近人易白沙所總結（參見王文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語主再考辨》），非時人之語，因而今人對此總結是否準確亦有爭議。一些觀點認為，武帝用人不拘一格，並未獨尊儒家。細考史料，可以發現，舊有對“獨尊儒術”的理解確有不盡準確之處，因而產生了這一爭議，但就整體而言，這一總結還是淵源有自，符合史實的。

武帝即位之初，即曾進行儒術改制，承其事者，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奈何彼時武帝祖母竇太后主事，其本不好儒術，而“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又徹底得罪了竇太后，乃“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嬰、田蚡亦被廢黜。

一些觀點將上述事件視作黃老與儒家的鬥爭。按漢初無為而治，黃老之學大行其道，此固為學界之共識。然而這只是漢初的政治架構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使得漢廷政策與黃老思想接近，黃老遂借這一社會思想潮流風行天下而已，其政治地位不宜高估。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漢廷官方從未正式將黃老抬高到指導思想的地位，除了曹參和竇太后因個人喜好而明確行黃老之道外，其餘執政者並未有獨尊黃老之行為。故而武帝此次推行儒術之失敗，實多為竇太后個人原因，隨著建元六年竇太后去世，武帝尊儒行動便得以順利推行，並未遇到政治思想上的阻力。

竇太后去世次年即元光元年，武帝下詔求賢良對策。其中董仲舒有對策建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據說即導源於董仲舒此議，故而董仲舒此議之意義亦被分外強調。然史書並未記載武帝對此議是否中意，即便武帝因個人喜好而從此議，然而隨著時間流逝，王位傳承，權力更迭，這一建議又何能得以持續呢？

事實上，如相關學者所指出，武帝執政時期，雖然“推明孔氏”，卻並未“抑黜百家”。如汲黯、鄭當時、司馬談、劉德等為黃老人物，張歐、韓安國、張湯為法家，主父偃、嚴安、徐樂等為縱橫家，東方朔為雜家，對於這些人物，武帝皆予以重用。除此之外，以“多奇計”聞名，曾為晁錯仗義執言的鄧公亦曾在建元中被擢為九卿，而“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可見武帝用人確可謂“悉延百端之學”，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既然武帝本人用人不拘一格，為何後人卻會公認武帝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其影響後世的關鍵到底體現在何處呢？事實上，之所以認為武帝朝發生了這一中國思想史的大轉折，其關鍵實不在於董仲舒此議與武帝對高官近臣之拔擢使用，而在於儒學自身發展特點及其導致的教育制度與選官制度之合流。

近代以來，儒學走下神壇，學者多將其與百家之學等量齊觀。然儒學與諸子之間，實有一根本區別：諸子乃私家之學，重在新思想之創造；儒學則以“述而不作”，闡釋、踐行六經自命，重在舊文化之儲存。舊文化雖乏新意，然積前人之力，其內容包羅文學（《詩經》）、歷史（《尚書》《春秋》）、政治學（三《禮》）、哲學/宗教學（《易經》）等諸多方面，乃是古代學術之彙總，故其能包容興趣方向各自不同的知識分子，社會基礎遠較其他各家深厚廣泛。

然六經作為上古學術，本為諸家所共，原非儒家之專有，《韓非子》有謂“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而《墨子》中則有《尚書》之引文：可見六經之學本非儒家之專屬——《漢書·藝文志》載劉向劉歆《七略》之目，《六藝略》尚得單列，為諸家之共主，儒家只得列於《諸子略》，此乃其本來面目。然各家以創新自命，自不免強調其與六經之異，而儒家以儲存、傳播六經自命，日久天長，據六經之學為己有亦是自然之事，此風自漢時已然，而至後世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時儒家已與六經混同難辨。儒家既得附驥而行，則其最終凌駕於各家之上幾為必然。相反，其餘各家在人數上本較儒家為少，又多以事功為業，較少投身於教育，雖可煊赫於一時，卻減少了擴大影響之途徑。況亂世人性求新，治世人性求同，隨著戰亂的止息，中庸思想自不免越來越成為主流。

故雖秦朝任刑法，高帝不好儒，文帝好刑名，竇後尊黃老，然如安作璋、劉德增《漢武帝大傳》所指出，秦及漢初以來，儒生一直在博士中佔據著主流。既然秦漢以來儒家在政府文化部門本居主流，則儒家之興本為自然之事。事實上，若依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的意見，秦雖焚詩書而坑方士，然其所尊實為以“性惡”、禮法為言的仲弓——荀子一派，李斯、韓非皆出此門下，究其根源實亦為儒家，唯此派以專制為天然而已。察諸始皇東巡刻石體現的“仁”“義”思想，夏先生所言實有其道理所在。

此外，景帝作為武帝的父親，對其喜好態度影響亦極大。雖然文帝好刑名之言，令“學申商刑名”的晁錯為景帝的“太子舍人”，而景帝又有“天資刻薄”之名，殺堂弟吳太子、師父晁錯全族、功臣周亞夫乃至逼死親子臨江王，百無禁忌，亦頗有法家之風，然細察其喜惡，所鍾情者卻為儒家。這一點從其對轅固生的愛護中頗可窺得。《史記·儒林列傳》載轅固生與黃生之爭論，其言語已頗犯忌，而景帝不以為忤。之後轅固生得罪竇太后被令刺豕，景帝特地“假固利兵”，可謂關懷備至。將此與前述景帝陰刻行為相比，對比實不可不謂強烈。

更為明顯的是景帝對衛綰的使用，命其為太子太傅，並在在位末年命衛綰為丞相，視為顧命之臣，“以為敦厚可相少主”。而衛綰在建元元年的上書則雲：“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其仇視刑名之學的態度躍然紙上，實開獨尊儒術之先聲。此外，對兩漢儒學影響甚大的董仲舒亦是“孝景時為博士”。

《史記》稱“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然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景帝朝大臣王臧、文翁、韓嬰、晁錯皆為儒家，可見景帝朝對儒者已開始悄然重用。其子劉德早在景帝前二年就被封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更有求民間經書，大興儒學之舉，其背後無疑亦當有景帝的支援（參見成祖明《內部秩序與外部戰略：論〈輪臺詔〉與漢帝國政策的轉向》）。

由此看來，儒術之獨尊實有其必然的發展趨勢，而非武帝個人心血來潮。

而儒家中庸的特性更使其在政治上有著極強的韌性，這一特點使其一旦登頂，就絕難如黃老思想那樣被取代。武帝以儒學代替黃老，由無為走向有為，而其身後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竟同樣可以用儒學批評武帝，使政策轉向休養生息。在不更改根本性指導思想的情況下可以實現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轉向，此種強大韌性絕非其餘諸家所能實現，而其餘諸家則不得不為儒學所並，這正是儒家不因帝王一時喜好而倏興倏衰，能在其後指導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儒家之基礎既已如此雄厚，其所欠者，實僅在於一個勃發的機會，改變“具官待問，未有進者”的狀況而已。而自惠帝以來，承平日久，以軍功取士的流動體系幾乎停滯，朝政被功臣及其後代所把持，亟須新的選官途徑。兩種需求勃然相激，乃成武帝朝選官制度之大改革。《董仲舒傳》稱“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儒學既已居主流，又受到武帝支援，則孝廉之舉與學校之官為儒家壟斷自是必然。這些政策建議對儒學獨尊這一歷史程序的影響遠較其元光元年的賢良對策重要。然將此事全部歸功於董氏，恐是儒家後學之溢美。

州郡舉孝廉之事，亦發生在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事發生在賢良對策之前，與董仲舒上書或無直接關係。

從後世來看，此薦舉制的實施是選官制度上的一大改革。然此令在最初並未引起地方重視，故而在元朔元年，武帝復下詔責不舉孝廉之罪。有司議其罪雲：“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大約在此之後，薦舉制才成為漢廷的重要選官制度。如前所述，自秦以來，儒家在文化部門已居主體，而在武帝支援下，文化教育部門則進一步被儒家所壟斷，假以時日，士人階層皆難脫儒家之教育體系，主流薦舉物件自亦非儒家莫屬。

值得說明的是，這種以郡為單位舉薦人才的方式對時人的社會觀念亦產生了影響。胡寶國《〈史記〉與戰國文化傳統》曾指出，《史記》敘述人物之籍貫尚以縣為單位，是為戰國遺風；而《漢書》敘述人物籍貫則已以郡為單位，體現了時人新的區域觀念的建立，是西漢帝國對郡建設的成果。胡先生對這一變化的觀察確實到位，然這種變化實非漸變所致。如文中所敘，董仲舒、司馬遷等武帝時人尚皆以縣為籍貫，然宣帝時蕭望之竟已有“東海蕭生”之號。時間相距如此之近，而觀念懸殊如此，其間自當有突變因素。個人以為，武帝以郡為單位施行薦舉制實為影響此觀念之主因，自此以後，各郡士人在選官渠道方面形成互相關聯的利益共同體，對郡的認同感自會大幅度提升。

至於學校之官，實見於有“不肯面折廷爭”之譏的丞相公孫弘在元朔五年之上書，其中按武帝的意旨規定“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然此上書中更為關鍵的是為博士弟子打通了選官途徑。上書中明確建議，對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上書中還對通經學的地方吏員的升遷進行了制度化建議。此令得到武帝的支援，博士弟子既廣而又得出仕，已入仕的吏員亦因利祿而鍾情六藝，儒學地位就此奠定。司馬遷稱“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實得儒學興旺之關節。

綜上，以博士為代表的官方教育領域既已早以儒家為主，隨著教育制度和選官制度的合流，儒家的統治基礎就此奠定。武帝作為此制度之奠基者，在“獨尊儒術”一事中無疑佔據關鍵地位。

不過，人才教育尚需時日，且博士弟子就任之初這些職位大多是中低階位，則在武帝當時，儒家實尚未完全壟斷。而武帝擇賢不拘一格，徵召、自衒鬻多管齊下，甚至有明確表示不在乎“負俗之累”以求“非常之人”的求賢之令。這樣，武帝朝高中級官員尚體現出如前所述“悉延百端之學”的特點，並非全系儒家。

武帝所播之種固不因其治標之策而改變，議者惑於其在世時“悉延百端之學”所生之質疑實難成立。世易時移，日久天長，新生的一代往往已難脫儒學彀中，而後世帝王往往也無武帝式選拔人才之動力，按部就班升遷之官員更是以儒生為主。至西漢後期，朝政終於徹底進入儒生之掌控，所謂“獨尊儒術”之勢就此乃告確立。恰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作者:安子毓，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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