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劉皇后在真宗晚年如何走向政治前臺，代理真宗皇權，劉靜貞認為與大中祥符以後的政治環境有關，而此一政治環境的成形，又導因於真宗在扮演獨裁天子政治角色時，所面臨的無力感。

這一觀察重視在真宗不能完全掌控皇權時，劉皇后透過制度與理念來承繼政治地位與權力。劉後走向政治前臺，雖與真宗晚年身體欠佳無法理政，仁宗年幼無理政能力的政治現實環境有關，但劉後由起初的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實乃真宗對時局的考量與安排。

起初，宋真宗以參與批閱文書的方式讓劉後參與政治。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劉氏被立為皇后，在大中祥符五年劉皇后被立為皇后之前已參政。這時真宗身體尚好，有理政能力，而劉皇后則協助真宗在宮中處理政務，透過參與批閱文書，逐漸介入皇權。

宋真宗讓劉皇后協助批閱文書原因有二：其一，劉後有處理政事的能力。其二，真宗缺乏獨斷果決的理政能力。軍國大事，事無鉅細皆與大臣商議決之，但退朝後，沒有大臣在側，真宗常常依賴劉後幫其處理政務。而劉後在處理政事上週謹恭密，日益為真宗所倚信。

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執意立43歲的劉氏為後，實緣於劉後的才能與理政能力。餘則皇后的身份可讓劉後伴真宗左右，隨時協助處理政務。在真宗身體尚好，有理政能力時，劉後只是協助真宗處理政務。而當真宗病重，無法理政時，真宗則授權劉後全權處理，這為劉後進一步預政提供契機。

天禧四年六月，“上不豫，艱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是時，劉後雖代理皇帝處理政務，但這種權力是隱性的。而劉後終由幕後走向前臺，實則真宗作為帝王，在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時，為避免出現“主少國疑”權臣篡權的不安局面做出的選擇。

大中祥符末，“真宗始得疾，是歲仲春，所苦浸劇，自疑不起。”真宗自大中祥符末得疾，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天禧四年七月情況惡化。

作為帝王，此時真宗考慮的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在自己去世後，如何讓幼子順利即位，平安度過長時間內沒有親政能力，並後成功實現親政？起初真宗並未首先考慮讓劉後垂簾聽政，因后妃臨朝常被視為“牝雞司晨”，在“女禍”充斥史籍的時代，真宗也不得不以史為鑑，防止出現武韋之亂。

所以起始真宗考慮擇正直大臣寇準、李迪等輔佐皇太子。選擇方正之臣輔佐幼主，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現權臣掌權、篡權的動盪局面，而且正直之臣亦可在幼主有親政能力時，讓渡輔政大權使君主順利實現親政；另一方面又可避免母后臨朝出現武韋之禍。

真宗雖有意擇正直之臣輔佐即位後的年幼皇帝，但真宗晚年政局因權力之爭，幾經變化，當時對於病重的真宗已很難掌控。寇準欲搶先一步謀請皇太子監國，由此，便能與身兼太子賓客的李迪輔政，從而將丁謂一黨趕出朝廷。不料事情洩露引發丁謂、錢惟演、劉皇后等人的合力打壓，寇準遂遭罷相。

真宗晚期因權力鬥爭，二府大臣以寇準、丁謂為首分為兩派。樞密副使周起素善寇準，參知政事李迪贊同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簽署樞密院事曹瑋則傾向寇準。

而樞密使丁謂、曹利用二人因遭寇準輕嘲，欲合謀排擠寇準，樞密副使任中正素與丁謂善。寇準因曾經主張，法辦橫奪蜀民鹽井的劉後宗人得罪劉後。而丁謂又與代真宗處理政務的劉皇后，及外戚錢惟演交通，其黨日固。

劉後雖身居禁中代理真宗處理政務，但亦需要外朝宰執附和，而丁謂等則欲借劉後權勢擊敗政敵，爭權固位，此時雙方在彼此利益需求下聯手合作。在權力交接問題上，寇準等人支援皇太子監國，而丁謂等人則傾向於劉後掌權。

丁謂等人在得知寇準讓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後很懼怕，因為一旦寇準請準皇太子監國，他與李迪等人就取得執掌朝政大權的正當性，而劉皇后也無法再假借真宗名義預政，丁謂等人不僅將失去倚靠，而且還將被趕出朝廷。所以在得知寇準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未下詔前，丁謂、錢惟演等人先發制人，剷除政敵。

他們在真宗面前極論寇準專恣，請求深責，真宗因患病也已忘記與寇準商議擇方正之臣，輔政太子的約定，真宗聽信丁謂、錢惟演等譖言，稀裡糊塗地將寇準罷相，貶為太子太傅，而當時寇準並未被罷黜出朝，真宗待寇準者猶如故。

可見真宗是在丁謂、錢惟演等人的輿論壓力下罷相寇準，並不是真正地想罷免寇準相位。看到真宗對寇準的大度，丁謂等懼，謀益深。以寇準、丁謂為首的兩派朝臣，對權力的爭奪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