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都是彪炳史冊的人物，在宋朝一代可以說是風雲人物。上至皇上，下到天下蒼生，一時都因為他們兩人的爭鬥而變得風雲變幻。

王安石作為改革派認為勇敢創新是解決大宋王朝的根本良藥，甚至說出了在當時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叫做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一時譁然，滿朝震驚。

司馬光這幫人抓住王安石的這句話，猛烈的抨擊。什麼意思？天災，人們的言論，祖宗的規矩，難道都不要去守了嗎？真是驚天駭俗的言論，這樣的人用來變法一定是會禍害百姓，禍亂朝廷。

王安石也立馬跳起腳來，把反對他的人通通趕出了朝廷。但是司馬光因為級別太高，德高望重，沒辦法貶的太遠，就只好找個清閒的地方讓他閒置起來。

司馬光也沒閒著，趁著這段時間惶惶鉅著《資治通鑑》就是這個時間段寫出來的，當然這對中國歷史來說又是一件功德。目的就是 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成為中國曆代文人必讀的一本書，當然這都是後話。

先來說說大宋朝到了王安石這一代為什麼不得不進行改革？因為大宋朝咱們知道它雖然是積弱，但它並不積貧。北宋到王安石這一代已經過去了快百年了，那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所導致了大量的機構臃腫，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的負擔。

面對大遼，面對西夏的時候，始終是國力透支太過，已經是積重難返，不得不改革，所以王安石上臺就一個目的變法。因為他知道如果不改革的話，整個國家就會陷入非常危險的地段。

在獲得的宋神宗的大力支援下，大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神宗變法。可以說王安石變法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他脫離了實際，完全沒有想到變法過程當中所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這也是導致變法最後失敗的最根本的因素。

首先軍事上推行一種叫做保甲法，把鄉村的百姓十家一組編成一個民兵一體的結構，每家裡只要有兩個以上的男丁，就需要抽一個人出來，在農閒的時候參加軍訓，有點像今天以色列的全民皆兵的做法，也是為國家財政減輕負擔的一種手段。

在經濟上面，王安石發明了一種叫做青苗法的方式，這個目的是為了每當農民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給百姓進行低息貸款，緩解百姓的實際困難。還有一個叫市易法，就是每當有產品滯銷的時候，進行政府兜底收購，當產品緊俏的時候，政府又透過拋售，進行市場干預。

王安石看來，新法看上去完美無缺，朝廷既不用加稅，又能讓國庫充盈，還能篩選出真正能幹事的人。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所以不管朝中有多少人反對，都要置之以恆的幹下去。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王安石所提倡的這一套新法在理論上是很完美無缺的，但是他千算萬算沒有想到，整個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完全變異，這其實和王安石個人的性格特徵也有很大的關係。

歷史上記載過有關王安石這麼一個故事，有一次王安石的一個朋友請他吃飯，在飯後就對王安石的夫人說，我終於知道你們家老王愛吃什麼菜了，前幾天吃飯他把一盤鹿肉給吃的精光，一點都沒剩。王夫人一聽就樂了，問道是不是把這盤肉放在他面前了？下次吃飯的時候你換一盆菜試試，他一樣吃的一點不剩。後來朋友又一次請王安石吃飯就試了試，果真如此，他把面前的一盤菜給吃的精光，而在旁邊的鹿肉卻一動未動。

從這個故事能夠得出什麼結論？王安石這個人做事只顧眼前，不看後果。往好的說是做事始終如一，不受干擾。壞了的說，是不知變通不講究實際。新法所以失敗與他個人性格特質有著很大的必然關係。

就拿青苗法來說，本意是政府幫助百姓渡過難關，有一個好的融資渠道免受壓迫，刺激經濟的流通。可是實際呢，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申請不到，又被地方官府和勢力所壟斷，為了應付上頭，胡亂指派百姓，甚至強迫百姓貸款，利息差全部中飽私囊，搞得百姓怨聲載道。

這麼以來新法運作出現大量的問題，那些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不斷地抨擊王安石，指責他禍亂朝政。王安石也是霸氣，既然你們這幫老傢伙不願幫忙，還扯後腿。那我通通不用你們，另起爐灶提拔新人。但是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司馬光那批人是以道德楷模為由，於是那些有德之人就不太願意和王安石合作，品行高尚的君子之輩就沒有進入改革的派系。來了一幫能力強，但是心術不正，善於投機引巧的人。

王安石本人的道德修養是無可厚非的，一直秉承著忠君愛國之風尚。王安石也是飽讀經書之人，他就曾經對戰國的孟嘗君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點評，他說世人皆稱善孟嘗君，世賢君子，善於收攏天下人心，哪怕雞鳴狗盜之徒也以賢代之，可是以齊之強盛，真是得到一個人才，何愁不能壓制秦國？非要用雞鳴狗盜之人去苟延殘喘，正因如此，真正的人才才不會歸順，因為君子不屑與之為伍。

司馬光與王安石之爭，所代表的正是是大宋的前途命運之爭，在王安石看來舊法不可取，唯有徹底變革，重新出發去實施才能富國強兵。而司馬光是堅決反對，他認為你那就根本是胡扯，治國不考慮穩重起見，動不動就推倒重來，來回折騰百姓，是動搖國本的行為。

這就是大宋所面臨左右為難的困境，向左走，王安石的改革，興利除弊。向右走，司馬光的人心傳承穩固也是萬萬不可廢除的，但是大宋卻沒有找到這兩種政策的那個均衡點。在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後，由王安石所開創的新黨和司馬光所在的舊黨之爭鬥，越演越烈。

應該說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活著的時候，這兩個人都是君子之爭，雖有政見不同，但並沒有失去君子之風，依然是以家國天下為任。當他們都去世之後，他們的繼任者，道德水準越來越差，政見之爭發展到了私慾權謀之爭。

可以說在北宋最後的這幾十年裡，大臣和皇上們一個比一個不靠譜，荒唐無能。對外背地裡和新崛起的女真人眉來眼去，又背叛了大遼，合謀去攻打大遼。然後又對金國反覆無常，喪失了一個國家基本的誠信水準，以至於大金國對大宋國恨之入骨，最終引發了導致恥辱的靖康之難。以至於後世的朱熹評價這段歷史，都說宋徽宗那一朝做事極其荒謬。

北宋之亡，於王安石之始，兩派的鬥爭，分化導致北宋的政治水準極其的荒謬。王安石和司馬光之新舊之爭，從個人的政見，蔓延到後來，成為門第階級之爭。以至於後世執政綱領不問效果，但問出身，再也沒有人從天下情懷這種大格局出發，墮落為純粹私人的爭權奪利，導致了北宋後期的覆滅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