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體制是君主集權制，正所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但是這種集權制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簡言之，隨著封建帝制的不斷深化，君主集權制也隨之加強。

君主高度集權伊始被認為在明朝，從明太祖老朱皇帝，罷黜宰相開始，君權或說皇權再不分立之人。但實際上，明朝皇權集權也停留表面，並沒有真正深入到體制根本。其實，

中國歷史上真正實現君權高度集中的王朝僅有大清王朝，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

1。 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

眾所周知，大清王朝是滿族建立的王朝，而在大清王朝政權建立之時，地處“白山黑水”的滿族人社會制度還是部落化奴隸制度，較之中原文明，確實落後。造成這種落後，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大明王朝實施針對關外少數民族的排外製度，導致關在各民族發展與中原脫節。正是這種奴隸制度地影響，隨著愛新覺羅家族的壯大，在征服了眾多滿族人部落之後，愛新覺羅家族尤其是愛新覺羅家族的領導人，就成了整個滿族人的“主人”，這個觀念一直延續到大清王朝滅亡。

在清朝，滿大臣在皇帝面前可以稱“奴才”，漢大臣要稱“臣”而不能用“奴才”自稱。

讀者朋友可能會說，“奴才”是侮辱之詞，誰還稀罕這個自稱？依照正常漢語標準“奴才”確實不是好詞，但是，在清朝滿大臣稱“奴才”那是皇帝“自家人”之意思，“臣”就意味著你是來服務人員，並非自家人，這個事兒乾隆皇帝就曾特地下發諭旨說明，熟遠熟近顯而易見。

再舉個例子，咸豐時期，太平天國大兵壓境，因為國家軍隊廢弛，戰鬥力低到驚人，咸豐皇帝對待滿洲旗人文臣武將，那真是氣急敗壞，批覆這些人的奏摺，經常性地破口大罵，而且動不動就以殺頭抄家威脅，但是咸豐皇帝對待自己更加反感的曾國藩什麼態度呢？無論皇帝對曾國藩多不滿意，最多也就是譏諷加命令，從未有過謾罵和更加過之之語。這並不是皇帝給曾國藩面子，而是“自家孩子管打管罵，親戚家孩子不能動手”之道理罷了。所以縱觀大清歷史，主流還是重滿抑漢。

基於這種傳統的主僕觀念，大清王朝統治者很容易達到集權於一身之目的。

2。 前車之鑑

大清王朝問鼎中原之後，統治階級對中國曆朝歷代得失成敗，做了大量的總結工作，作為借鑑，正所謂

“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

尤其是對大明王朝之興衰歷程，做了大量研究，大明王朝就是清朝統治者的“第一面鏡子”。這“第一面鏡子”給清朝統治者們敲響第一聲警鐘就是皇帝庸碌而致使皇權旁落，而皇權旁落的直接惡果就是朋黨之爭。可以說，大明王朝就是在這無休止的朋黨爭鬥內耗中，自己“玩”死了自己。所以，為了避免如此慘痛的惡果發生在自己身上，清朝統治者們要將權力牢牢抓在手裡，絕不留給身邊的大臣奴才們太大的“發揮”空間。

正是這種時時刻刻存在的危機感，驅使著清朝統治者一步步加強自己的皇權。道理很簡單，錢還是揣在自己的兜裡最保險！

3。 雄才大略的君主

中國封建社會政體制度有一個明顯的共性，那就是人治大於法治，而且這一共性特點愈演愈烈。我們讀史品評一段時期吏政治理得失之時，多說的也是統治者之能力如何，而政體制度之優劣往往次之。這並非是大家沒有意識到政體制度之重要性，而是在皇權至高無上的封建帝之下，制度這個東西對皇權的約束力實在是太低了，好壞與否自然與其相關性就小得多了。這是中、西方封建歷史最為大相徑庭之處。

既然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制度是附屬皇權，是隨著皇帝個人意志為轉移的，那麼決定其執政時期得失成敗就與其個人能力就是強相關了

。因而，能否真正做到大權獨攬自然也和皇帝個人能力息息相關。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自明太祖朱元璋廢丞相之後，在前幾任能力出眾且勤於政事的皇帝治理之下，確實也是做到了集權。但是隨著後世子孫皇帝們的能力下降和對待工作懈怠之態度，又致使皇權旁落。這一旁落不要緊，要緊的是由於相權缺失，使得旁落的這部分皇權，無法落到某個人或職能部門領導人手中，導致在爭奪這部分權力之時，出現了互相傾軋的黨錮之爭，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前車之鑑。所以問鼎中原之後的大清王朝統治者們就要拼命地加強皇權。

文：王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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