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中國在整個亞歐大陸東部具有絕對力量優勢，所以周邊藩屬紛紛朝貢，四夷政權皆以被大唐天子冊封為榮，因為這有利於鞏固他們在本國的合法性。然而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人們文化心理上的那個大唐已經走向了瓦解，唐朝中樞以及皇帝的權威受到影響、藩鎮割據加劇，這導致唐朝文化上出現了新的變動。由於安祿山、史思明以及此後北方割據藩鎮大多是胡族出身的武人，故而唐朝後期的文化和思想潮流主要圍繞“華夷之辨”和“崇文抑武”兩個方向展開。

？ 華夷之辨：血統還是文化

然而到了唐玄宗後期，隨著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以及漠北、西域等族群內附南遷程序加快，在唐朝募兵制的新軍事體系下，邊關的“長征健兒”大多由當地胡人擔任，這也為日後安祿山、史思明勢力的膨脹埋下了伏筆。隨著唐朝政治權力的失衡，安史之亂爆發，當動亂逐漸被平息下來之後，唐朝士人階層痛定思痛、紛紛反省。由於安史叛軍大多出身胡族，故而熱門開始逐漸熱衷於華夷之辨，其具體例子就是“唐代古文運動”。

相較於其他文人的表述，韓愈的言語就顯得更加直白、清晰。韓愈推崇古文運動，倡導讀書人重回先秦時期尋求精神給養，重拾當年諸侯列國為爭霸而提出的口號，尊王攘夷。唐朝中期以後的文壇，不論是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亦或是韓孟詩派，均非常強調“尊王攘夷”、“華夷之辨”的思想核心。所謂復古潮流，其實就是唐代文人對胡人、胡風的警惕，而這種警惕是不斷擴散和向外延伸的。

和陳黯一樣，報以相似觀點的唐人還有很多。另有一位名叫程晏的文人所寫的《內夷檄》中同樣認為應當按照是否認同仁義忠信的原則對一個人進行華夷分辨。這些觀點相較於狹隘的華夷之辨當然有其合理性、先進性的一面，然而其實質依然是對華夷進行區分，做不過其所評判的標準從血統轉變成為了文化。後來南宋時期，金國著名儒生郝經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撰文稱“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即是從文化而非血統層面來強調金朝在華夷之辨中“華”的屬性和政權合法性。至於兩宋，則繼續承接晚唐狹隘華夷之辨中的論述，從血統層面強調宋朝在天下秩序中所處的核心地位。不過由於宋人先後與遼、金、夏、大理、安南等並稱天子，且相互之前訂立和約，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為想象，直至後來明朝朱棣稱帝，透過永樂大閱兵和鄭和下西洋的努力才重新建立朝貢體系。

？ 文武分途：文治還是武功

唐德宗時期，不但北方邊鎮逐漸尾大不掉，就連中原腹地忠於朝廷的武將也頻頻叛亂。德宗皇帝為了扭轉安史之亂後軍事力量弱幹強枝的狀況而推行削藩、收權措施，卻遭到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四王”反叛，後來更被涇原兵馬趕出了長安。武人集團透過暴力反叛的方式維繫藩鎮割據的現狀，以此與朝廷中樞對抗。這讓唐朝不得不改革稅制，從租庸調製轉變為兩稅法，並加大對中央禁軍（主要是指神策軍）的投入。

既然文人沒辦法在戰場上徹底壓服對方，就開始從文化氛圍中尋求壓制。換言之，文官群體開始大肆透過筆下創作的方式來崇文抑武，以求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更高的社會地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個例子就是對武聖崇拜和武舉科考的攻訐。唐朝時期的武聖人並不是關羽，而是西周建立的功臣呂尚，也就是姜子牙。開元（唐玄宗年號）年間，唐朝朝廷就已經開始主持對武聖姜子牙和文聖孔子的祭祀，此二人分別被稱為文宣王和武成王，享受的祭祀規模和禮儀制度是一樣的。同時文宣王廟裡有儒家“十哲”，武成王廟裡也供奉了兵家和其他學派的“十哲”。在盛唐時期，尚武精神濃郁，這並不成問題。然而到了安史之亂以後，卻迅速成為文官攻訐的標靶。

要知道，作為西魏、北周，乃至隋唐的創立者，關隴門閥集團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不分文武、出將入相。唐代初年的許多宰相都有過帶兵打仗的記錄，也正是源於這種文武雙全的風氣，才將唐朝的影響力發揮到了極致，甚至兵鋒最遠處已經越過蔥嶺直抵鹹海和呼羅珊地區。然而也正是晚唐社會的文武分途、崇文抑武的風氣形成，宋朝軍隊從一開始就戰鬥力低下、武將群體消沉怠慢，甚至就連西夏這樣的地方割據政權也無力應對。

從安史之亂對唐宋之變的深層影響進行分析，我們會發現對某個事物一旦矯枉過正，反而會出現更為負面的影響。唐朝初期相容幷蓄的開放氣魄是得以強大的重要因素，堅持開放、包容，拒絕狹隘、封閉是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