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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不韋不僅是一位頗具經營頭腦的鉅商大賈，更是一位富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與思想家。

但他終究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其中既有呂不韋自身的原因，也有時代與國情的原因。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對後世的啟示非常深刻。

首先，呂不韋對政治投機背後潛在的危險性估計不足。從政與經商是兩個概念，二者各有規則，理念相去甚遠，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簡單嫁接。

呂不韋諳熟經商之道，透過經商方式走上經國之路，實現了他最初的願望，從這方面來說他的人生是成功的。

雖然他執政後曾為秦國的發展與統一作出了突出性貢獻，但從政治角度而言，他並非一個成熟的政客。

呂不韋執政秦國的13年間，正值秦統一六國的關鍵期。皇權與相權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產生摩擦，呂不韋的功高震主與大權獨攬對即將親臨朝政的秦王政來說是個極大威脅。

隨著秦王政的日漸長大成人，他勢必要獨自掌權，而秦國大權卻一直操控在呂不韋手中。當君臣意志發生衝突時，身為臣子者必定要成為犧牲品。

皇權與相權之爭爆發之時就是呂不韋的厄運到來之日。而身處相位的呂不韋卻未覺察到這一點。

其次，呂不韋沒有做到功成身退，見好就收。政治投機本來就是一種危險行為，秦王政君主專制的加強與其本人性格的殘暴無道更增加了呂不韋政治命運的變數。

關於秦王政的為人，時人尉繚曾作過十分中肯的評價，言其“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輕食人”“不可與久遊”。

與其共事多年的呂不韋對此不是沒有深刻的瞭解。身處相位的呂不韋無論地位多麼顯赫，都只能是皇權專制政體棋盤上的一顆棋子。

呂不韋不但沒有及時意識到功成身退、見好就收就是最好的脫身之計，而且他對權力的貪戀已到了接近瘋狂與無法自拔的地步。

作為暴君的秦王政為達到加強中央集權之目的，必定要掃除他政途上的一切障礙，呂不韋集團勢力即在此列。

對秦王政而言，清算呂不韋只是時間問題，而呂不韋私通趙姬與嫪毐叛亂事件的暴露恰好給秦王政剷除呂不韋勢力找到了藉口與契機。

因此，呂不韋的悲劇最終不可避免。

綜觀上述，呂不韋的人生悲劇恰是他“奇貨可居”政治風險投資所結出的苦果，正是這個苦果，使他成為封建專制政體下“人治”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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