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控制了洛陽的軍政大權以後，為了消滅瓦崗軍，積極進行戰爭準備。他一方面針對“東都絕糧”、軍心不穩的情況，利用瓦崗軍缺少衣服的困難，採取以衣易糧的手段，穩定了軍心士氣；一方面採取“厚賜將士，繕治器械”等備戰措施。

經過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王世充決心乘瓦崗軍童山戰後尚未完全恢復之隙，簡選精兵二萬餘人、戰馬二千餘匹，於九月初十自洛陽東出進攻瓦崗軍。次日，王世充率軍進至偃師

（

今河南偃師東南

）

境內，於通濟渠南安營紮寨，並立即於渠上架起3座橋樑，以溝通前進道路。

是時，瓦崗軍的兵力部署是：王伯當率部守金墉城，邴元真率部守興洛倉，鄭預率部守偃師，李密親率主力屯於北邙山。在王世充即將展開進攻的前夕，李密召集軍事會議，與諸將共同商討戰守之策。李密“惑於眾議”與錯誤戰略的執行

上柱國裴仁基認為，王世充率精兵而來，洛陽必然空虛，據此，可分兵扼守要道，以阻其長驅東進；再選精兵3萬，沿河（洛水

）

西出，“以逼東都”。這樣，王世充必然棄攻回救，對此我可按兵不動；待其再來進攻，我又出兵逼之，如此反覆多次，“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

李密聽了裴仁基的發言後，十分讚賞地說：“公言大善”。

接著，李密又進一步分析指出：王世充憑恃兵甲器械精良和士卒食盡求戰心切，決計深入來犯，對此不可立即與之決戰，而應憑城固守以避其鋒銳，“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待其“求鬥不得，欲走無路”的時候，再出兵進擊即可破之。

裴仁基的主張意在扼守要道阻敵長驅直入的前提下，採取佯動誤敵之法，調動敵人就範；李密的意見旨在堅守不戰、待機破敵。如把裴、李二人的主張很好地結合起來，那麼，便是一個依據敵情實際而確定的以攻為守、攻守結合的積極防禦之策。

但是，裴、李這一要旨一致的正確戰略主張，卻遭到了單雄信、陳智略、樊文超等將的極力反對。

他們認為，王世充兵少，且屢被擊敗，已完全喪膽；義軍兵力不僅多於王世充，而且江、淮新附之將士皆欲求戰立功，正可“及其鋒而用之”。

因此，他們堅決主張立即與敵進行決戰。

單雄信等人對敵我雙方兵力狀況的看法，雖然不無一定道理，但從總體上看，是帶有較大片面性的意見。

對王世充軍，他們只看到其兵力人數少於義軍和以往屢戰皆敗的一面，而不見其軍經過備戰以後“人心漸銳”和“器械精”的一面；對瓦崗軍，他們只強調義軍數量多於敵方的一面，卻忽略了童山一戰損失頗重且未完全恢復的一面。

由於過低地估計敵方和過高地估計己方，他們便提出了立即與敵決戰的主張。

然而，正是這種不切實際的冒險主張，竟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將領的贊同。

這就嚴重干擾和動搖了李密正確決心的定下。裴仁基會上苦爭不從，無佘而發出了“公後必悔之”的長嘆。

會後，書記魏徵想透過右長史鄭頲來勸說李密能夠排除干擾而定下正確決心，他深刻指出：瓦崗軍雖勝宇文化及軍，但“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而“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

據此，魏徵建議李密要“慎無與戰”，主張採取“深溝高壘，曠日持久”的堅守固壘、持久疲敵的作戰方針。

然而，這一符合實戰需要的取勝之策，卻被鄭頲譏笑為“老生之常談”，而拒絕向李密轉達意見。李密身為義軍最高統帥，會議之初雖對敵情作過正確判斷和提出了正確戰略方針，卻因“惑於眾議”，而終於改變了自己初始的正確決心，作出了立即出兵與敵決戰的錯誤決定。

王世充方面的戰爭方略

九月十一日，王世充遣數百騎兵渡過通濟渠，向屯兵於偃師城北的單雄信營地發起攻擊，李密急派裴行儼、程知節兩將率兵自北邙山前往救援。行儼先馳赴敵，不幸中矢隨地，知節救之而還；敵騎追擊，知節返身奮殺，敵騎受挫敗退。時至入暮，雙方各自收兵還營。

初次交鋒，瓦崗軍竟有驍將孫長樂等十餘將領身受重傷。

儘管義軍初戰失利，但李密仍因新敗宇文化及而輕敵之心頗重，故依然“不設壁壘”。這就為王世充軍暗襲義軍提供了可乘之隙。

當夜，王世充派遣二百餘騎兵潛入北邙山谷設伏。次日天剛亮，王世充即對其所屬部隊進行戰鬥動員，說：“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

隨後，即率軍向北邙山瓦崗軍主力逼近。李密因“有輕世充之心”，預先備戰不足，臨敵只得倉卒出兵應戰，未及列好陣勢，王世充即揮軍衝殺過來。

王世充所部“皆江、淮剽勇”，驍健能戰；他又事先找一貌似李密的人“縛而匿之”，待其士卒交戰方酣之時，突然將此縛匿之人拉過陣前，大叫：“已獲李密矣！”

其士卒信以為真，鬥志倍增。就在這時，其伏兵驟然而起，乘高馳下，直攻李密軍營，“又縱火焚其廬舍”；瓦崗軍“大驚而潰”，其將張童兒、陳智略等人不戰而降，李密無奈，遂率領餘眾萬人退往洛口方向。

王世充乘勝揮軍夜圍偃師，義軍守將鄭頲為部下劫持後“以城降世充”；裴仁基、祖君彥等數十名將領被俘。接著，王世充率軍自偃師東向進攻洛口倉。

該地義軍守將邴元真，原本隋朝縣吏，投瓦崗軍後任元帥府右長史，因其“性貪鄙”，有人曾建議李密及早將其除掉，李密雖未准許，但事洩後，邴元真便忌恨於心，伺機“陰謀叛密”；及至義軍北邙戰敗，李密被迫東走將入洛口之時，那元真已暗中派人迎引王世充軍。

李密對邴元真的背叛行徑，表面上採取“知而不發”的態度，暗地裡卻與眾將謀議，擬“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

可是，當王世充率軍東進抵達洛水之時，義軍擔任偵察任務的候騎並未發覺，及至發現而將要出擊的時候，王世充軍已全部順利渡過洛水，直趨洛口倉。

此時，單雄信等義軍將領“又勒兵自據”而不出援，在此情況下，李密自度不支，遂率所部輕騎東奔虎牢。邴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接著，單雄信也以所部叛降王世充。

瓦崗軍北邙對王世充軍的作戰，由於李密急於決戰的錯誤指導和將領內部的叛降，使義軍遭到極其慘重的損失，前後被俘降的將士及後勤人員達“十餘萬人”。從此，瓦崗軍的鬥爭由低潮而走向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