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熟知歷史上皇帝昏庸、政治黑暗的典型事例，並且能夠引以為戒時刻驚醒自己。他精勤政務，嚴肅整飭貪贓枉法的惡吏，尤其是中央級別的大吏要員。

但他畢竟身肩封建社稷重任，一個泱泱大國之君，不可能事無鉅細，事必躬親；他的地位決定了他往往透過間接方式瞭解下情況。

就在這樣理事的過程中，不斷會有虛假、邪惡的事情隱藏著，使正確的事理被埋沒掉，而奸邪之事仍然橫行於世，惡吏張狂於眾人之間。

對於一個想有所作為的皇帝來說，用敏銳的眼光去發現忠耿之士為朝廷所用，找出奸邪的惡吏並且進行嚴厲的懲罰，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勇氣，需要無私心，更需要持之以恆的精神。

清朝的社會風氣並不值得人們去欣賞，但值得人們去品評，去汲取教訓，真假、善惡、美醜的較量能給後人以許多有益的借鑑。

人們痛恨的是奸邪官員的得勢，欣賞的是仍有那麼一些賢良、一心為民的良吏；人們為治服危害百姓的惡吏而叫好，也為皇上沒能分清是非、或者分清了是非卻包容壞人而怨恨。

社會上始終存在著難以完全消除的種種不公，清官往往遭到貪官的嫉妒、壓制，甚至是非顛倒的誣陷，康熙對此心裡十分清楚。他知道大清江山不是好坐的，需要忠耿之士的擁護和精心治理，需要政治清明，需要把民憤減小到最低限度，如此等等。

要實現或接近這一目標，只有狠下決心，嚴肅懲治貪汙腐敗現象，特別是懲治那些大貪大奸，為清官提供一個良好的施展才能的環境。

古往今來，犯罪多在私慾，因而治吏重在治貪。

凡事都有正反兩種型別，與貪相對的則是廉，因而，懲治貪汙腐敗的同時還應大力宣揚和獎勵廉潔的官員，兩者結合起來進行，更有利於對社會風氣的扭轉產生良好效應。

正如我們在有關篇章中所談到的那樣，在康熙朝，曾有一項案件使康熙一度莫衷一是，這就是噶禮、張伯行互參案。

滿洲正紅旗人噶禮是大清國開國功臣何和禮的第四世孫。這個案子以前，噶禮早先在山西擔任巡撫期間，因為私自向民間加派徵收、虐待下級官吏和禍害百姓，受到御史的多次上奏彈劾。

但當皇上過問有關事情的時候，噶禮都矢口抵賴，拒不承認，康熙也相信了他的話，不僅沒有對他進行懲罰，相反因受到信任而將他在四十八年七月提升為兩江總督。

噶禮上任半年以後，朝廷公認為天下第一清官的張伯行接任江蘇巡撫一職，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必然發生貪廉衝突。

惡人先告狀，目的只不過是為了進一步掩飾見不得人的醜惡行徑。噶禮在戶部左侍郎任上受到御史多次彈劾，不但沒有得到懲罰反而升了官職，於是到總督任上以後反而假充良吏，開始大肆攻訐、彈劾治下的主要官員，意在向康熙顯示自己如何負責、廉潔奉公。

在張伯行到江蘇巡撫任上之前這半年時間裡，噶禮先後上疏彈劾了江蘇主要官員。他的這些舉動一方面是做給康熙看的，另一方面卻是先給治下官員一點顏色，以免將來不聽從自己。

然而噶禮的彈劾幾乎全是誣陷，沒有什麼真憑實據，而且他彈劾的物件大多是政聲頗好、頗為廉潔的官員，這就難免會令人生疑。

噶禮

他先是彈劾布政使宜思恭貪婪，結果宜思恭受到革職的處罰；巡撫於準也因此受到牽連而解任；按察使焦映漢和頗有廉潔之譽的蘇州知府陳鵬年、督糧道賈樸也受到了彈劾。

噶禮的胡作非為，使江蘇上下一片怨聲載道。

康熙四十八年底，張伯行出任江蘇巡撫。因為噶禮是頂頭上司，他到任以後，首先遇到了橫行霸道的鳴禮，而噶禮此時依然貪橫如故，甚至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向清正廉潔的張伯行面對這樣一個上司，再高的雄心壯志也無法施展。

康熙對張伯行的品行還是相當信任的，其“天下第一廉吏”的封號就是在實際瞭解的基礎上，親自賜予。

到江蘇上任以後，張伯行看到那麼多廉潔官吏因為噶禮的彈劾無端罷職，也看透了官場而且產生了離職的念頭。

這是因為他心裡明白，即便是自己不主動請求離職，也會受到噶禮無端挑釁。

但張伯行也明白，以自己聲名在外並受皇上看重這一點來說，噶禮還不敢明目張膽地輕易彈劾自己，而自己看到噶禮那樣貪橫也不會坐視不管。

實際上不難想見，噶禮與張伯行這兩種水火不容型別的人物，遲早會碰撞出火花轟動朝野。

為了進攻，先選擇主動退讓，原因是噶禮這尊獅子不好惹。可是當張伯行上疏皇上要求離職時，康熙批示說：張伯行操守一向清潔，朕深刻了解他志向堅定的品性。

江蘇是國家一塊重地，不能隨便藉口有病辭職，言語中透露出對張伯行的極度信任。

既然皇上交重任於己，就是赴湯蹈火也只好承受了。果然不出張伯行所料，不久就出現了江南科場案，張、葛二人真正交鋒的時候到了。

康熙五十年，江南鄉試主考官是都察院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官是翰林院編修趙晉。九月九日，江南鄉試放榜公佈考試結果，引起士子一片喧譁。

揚州士子在盛怒之下拆毀了左必蕃的祠堂。蘇州上千名考生之中，只有十三名考中，並且除了解元劉捷之外，錄取的大多是富有鹽商子弟，大家知道的就有五人是透過行賄被錄取的。

蘇州士子也出現了騷亂情況，他們抬著財神泥像擁入府學，爭相發表演說，抨擊諷刺時弊。當蘇州織造把具體情況上奏給康熙的時候，京城也為此產生一片議論。

清朝對各級考試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這次科場作弊事件的公開，自然引起人們的關注。

康熙十分氣憤，提筆在奏摺後面批示道：“可羞之極矣！”

隨後，江蘇巡撫張伯行和江南主考左必蕃的奏疏也送抵北京，左必蕃在疏中說新中的舉人吳泌、程光奎試卷文理不通，請求解送京城進行復試。

張伯行此時雖然還不瞭解實際情況，但也提出了這次江南科場考試不公正的問題。禮部的意見也是把提到的中試考生解送京城進行復試。

張伯行

康熙已經預感到這次事件的複雜性，不是隻舉行復試就可以了結的，於是派出欽差，命令會同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徹底詳察案情，對案犯嚴格審訊，直到事情真相大白。兩位欽差分別是尚書張鵬翮與漕督赫壽。

此時的揚州這時成為天下矚目的焦點，欽差辦公地點官員雲集，科場作弊案正在嚴格審理之中。被認為有問題的新中舉人經過複試，其中有一名叫席珞的人果然文理不通，甚至考卷中筆跡與原卷都不符合，後來供認是夾帶文章參加考試，於是被關進了監獄。

隨後在進一步的審問中，副主考趙晉交代了受賄三百兩黃金的事實，閱卷官員句容縣知縣王曰俞、山陽縣知縣方名也承認了自己有舞弊行為，暗中在試卷上做記號，並且事先把做好的文章埋在考場照抄，使行賄考生吳泌、程光奎被錄取。

這次被供出的還有原安徽巡撫葉九思以及其門人員炳，還有另一個同考官徑縣知縣陳天立。

然而，案子中顯示吳泌、程光奎每人行賄三百兩黃金，只查出了趙晉收受的三百兩，另外三百兩卻沒有下落。於是會審官員進一步深入調查審問。於是葉九思家人李奇供認，這三百兩黃金送給了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家人軒三，並且準備送給總督大人噶禮。

噶禮聽到這裡，惱羞成怒，當著欽差的面下令將李奇亂棍打死。張伯行立刻制止了噶禮的這一行為，公堂一度出現混亂。

兩位欽差大人只好勸解開張、噶的爭議，下令把犯人押進監獄看管起來。接著在李奇家中搜出銀兩，但李奇堅決說這是有人故意栽贓陷害，案情由此變得更加複雜。

康熙五十年底，噶禮和張伯行各自上奏摺，互相進行參劾。張伯行參劾噶禮收受賄賂五十萬兩銀子，徇私為富家子弟科考舉人開綠燈，而且“擅長威福，賣官賣法，復賣舉人”，行為惡劣，貪橫之極。

噶禮卻參劾張伯行是誣告，並說江浙一帶饑民搶劫的時候，張伯行進剿不力，“違旨逗留、挾私斃命”，“縱盜殃民”，“徇私作弊”，把精力用到著書上，“猜忌糊塗”，對於《南山集》在蘇州刊發三千部卻不追究責任等項罪狀。

兩位滿、漢大吏一時爭辯激烈，互相攻汗，康熙暫時無從斷定誰是誰非，到第二年二月四日，只好傳下聖旨將二人同時解任。

事實上，康熙知道自張伯行一到江蘇巡撫任上，與噶禮就有矛盾。當時因為江蘇藩庫積欠賠補這件事，二人就沒有按照常例在奏疏上共同署名，康熙還針對二人不合的事情，在公開場合向大學士們提了出來，張伯行因此要求辭去官職，雖然被康熙勸止，但他畢竟也由此知道二人以後不會很好地合作治政。

這時康熙還沒有把噶禮看成好邪之臣，認為張伯行與噶禮各有所長，希望他們不要發生矛盾，同心協力處理地方事務。

張伯行是河南儀封人，也就是現在的蘭考人。此人康熙二十四年中進士以後，考取並授予內閣中書令的官職，不久因為家父去世，丁憂回到原籍。

在家中張伯行遍讀經書，鍾情於理學，這樣七年很快就過去了。三十八年六月，黃河在儀封決口，張伯行拿出家資僱人冒著大雨堵塞決口，被當時擔任河道總督的張鵬翮發現，並且舉薦朝廷，要求幫助治理河務。

張伯行

在河務任上，張伯行處事精勤，時常拿出自己家中的錢糧救濟災民。

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南巡時瞭解到張伯行賑濟災民的善行，賜給他“布澤安流”四個字以示激勵。不久就把張伯行提升為江蘇按察使。以後多次表揚他為官清廉，政績突出，又提升為福建巡撫。

但康熙曾經對張伯行大量刊刻理學著作《任誼堂叢書》心存疑慮，一度認為刊刻書籍的大量費用是貪汙所得，後來才知道他用的仍然是河南老家的積蓄。

康熙四十八年，當張伯行調任江蘇的時候，福建廣大士民戀戀不捨地為他送別，有的竟然痛哭有聲。這些事實反映了張伯行官品的清正，人品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