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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做翻譯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大家好,我們的澤宇講歷史又來了,今天起我們一起來分享歷史知識,也許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哦。

本文來源:廣州日報、光明網

轉自:沃領域翻譯訂閱號

在宋代做翻譯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四處奔波、風塵僕僕的宋代商賈

在宋代做翻譯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這幅唐代古畫生動反映了外國使節向唐皇進貢的情景。

看了這個題目,你會不會問,千年前的廣州城真有翻譯?嘿,廣州自古是外貿大港,怎麼少得了翻譯?不過,那時,翻譯這個行當遠不如現在光鮮,連皇家翻譯的地位與做乳酪的工匠相差無幾,活躍在廣州港的民間翻譯,在“等級鏈”上的位置就更低了。然而,外貿的繁榮又偏偏離不了翻譯,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又有很多渾水摸魚的機會,宋代廣州的翻譯界確實“有些亂”。為此,有見識的地方官自學外語,以便公正裁斷涉及外商的糾紛。

工作不易地位低 古代翻譯不好乾

在這個“地球村”時代,翻譯是一個比較光鮮的職業,尤其是技術含量最高的同聲傳譯,一天收入上萬元,誰家孩子有本事吃這碗飯,父母一定覺得臉上有光。不過,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廣州城,如果有哪個出身書香世家的孩子對外國文化感興趣,想去幹翻譯,一定會招來父母的一頓痛扁:“不好好讀書,去幹這個與乳酪匠一樣低微的行當,真想把家裡的臉丟光?”

我們之前說過,宋代年間,朝廷非常看重外貿收入,還出臺了不少“招商引資”的政策,像廣州、泉州這樣的外貿大港,關稅收入還是地方官升遷的重要因素。當時廣州的外商聚集區——蕃坊之繁榮,更成為古代外貿史上的佳話。以我們現在的觀念,廣州外商雲集,還有很多外國使團從廣州登岸,跋山涉水前往開封或臨安朝貢,朝廷又看重“招商引資”,翻譯這個行當為啥這麼讓人看不起呢?

在宋代做翻譯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你別忘了,那時的外貿再發達,“士農工商”的等級次序可是誰也改不了的,商人已是四民之末,外商又是“化外人”,主要為外商服務的翻譯,社會評價能高到哪兒去?據史料記載,在京城禮賓院(宋代專為接待各國使節設立的機構)服務的譯員,活幹起來很不容易(那時掌握外語不像現在這麼方便),但很難撈到一官半職,而逢年過節,接受朝廷賞賜的時候,不過與乳酪匠同列,換言之,就是一群身份低微的匠人。服務朝廷的翻譯尚且如此,被廣州市舶司聘用以及在民間“混江湖”的翻譯,其地位之低,就更不用說了。在那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哪個書香門第會容得下自己的孩子去幹匠人的行當呢?

外語老師不好找 翻譯主要靠自學

雖說在那個“士農工商”等級分明的年代,翻譯的社會地位很低,但由於經常與外商甚至外國使節打交道,時有突然發達的機會。據史料記載,當年有個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貧困,到廟裡打雜謀生,偏偏時來運轉,遇見了一個通曉“南蕃諸國”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將自己通曉的外語漸漸傳授於他。後來王元懋逮了個機會隨船出海,來到占城國(位於今越南南部)。當時占城古國正急著跟大宋朝廷“攀親戚”,以獲得保護,通曉兩國語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國王的座上賓,充任翻譯之職,後來又娶了公主,一窮二白的年輕人變身“駙馬爺”,這樣的故事真夠勵志。

像王元懋那樣靠外語技能改變人生的平民並不罕見。據不少歷史學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廣府地區已有很多有膽識的商人走出國門,到東南亞諸多古國“闖世界”去了。他們腦子好使,在國外待久了,逐漸熟悉當地語言,就可以憑藉“雙語”優勢,充當貿易中介,甚至為向朝廷進貢的使團做做翻譯,地位比在國內高很多。

不過,當時活躍在廣府以及東南亞民間的翻譯,多數都是“自學成才”。沒辦法,老師不好找,像王元懋這樣在廟裡碰到好老師,那是難得的運氣,一般人就只能靠跟外商打打交道,日積月累,掌握外語技能了。北宋散文家王禹偁曾寫下了這麼一個趣聞(載於《王黃州小畜集》),說當年坊間有一個很有名的民間商務翻譯,碰到有人向他求教,他就講大道理,說“翻譯有大譯小譯之分,大者如孔孟之道,可以譯人心,小譯就只能像他那樣,譯譯外語,沒啥大出息,有志者應該學大譯,不要學小譯”,然後就把人打發走了。這話聽上去十分漂亮,以我的粗淺之見,不想把看家本事傳授給別人,才是其真實目的。

為防譯員使陰招 地方官自學外語

廣州是外貿大港,市舶司僱有專業譯員,位於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雜處的扶胥港還有不少民間翻譯。這些翻譯不可能個個正派,欺負外商語言不通,虛報價格,買賣雙方兩頭吃的劣跡並不少見。一旦外商之間出現訴訟,地方官不得不依賴翻譯提供的證詞斷案,翻譯甚至接受利害關係人的請託,提供偽證,為此,。《宋刑統》還有懲罰翻譯偽證行為的特別條款,可見當年的翻譯界確實有點亂。

在宋代做翻譯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宋代學者陳鬱所著的《藏一話腴》一書記載了一個案例,廣府有兩個外商因債務糾紛鬧上公堂,翻譯收了欠債人的好處,膽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說,聽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債務糾紛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氣久旱,願自焚獻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難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狀的外商推出去燒了,以完其心願。陳鬱感嘆說:“生死之機,發於譯者之口。”

這樣的事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但在一千多年前,士大夫學外語,做低微匠人做的事,簡直是“自甘墮落”。據史料記載,北宋名臣餘靖出使契丹時,在詩句裡夾了幾句契丹詞彙,大汗十分高興。按說,餘靖這麼做,本來是好事,結果回朝後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大失朝廷體面,餘靖因此被貶到地方上當官去了。你說說,這叫什麼事?

不過,願意啃硬骨頭的官員也還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諲在廣州任職期間,就曾自學外語,以便公正斷案。他命人找來朝廷培養皇家翻譯使用的蕃書《千文》以及其他幾種外語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後,他向蕃商釋出的命令告示以外文書寫,外商因糾紛鬧上公堂,翻譯一看判官老爺懂外語,不敢再隨便糊弄,諸外商歡欣鼓舞,向子諲“清明之聲,播於海外”。

不過,像向子諲這樣放下身段,為斷案苦學外語計程車大夫並不多見。據史料記載,當時還有一些地方官,雖然自己沒有學外語,但清正廉明,對譯者的證詞往往一再核查,絕不輕信。這樣的做法也使無良翻譯收斂不少。但細看史料,我們就得承認,將翻譯視為低微工匠、讀書人以學外語為恥的觀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這不得不讓人在欽佩這些“不走尋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時,難免又發出遺憾的嘆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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