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學派重視政治實踐，其思想也主要為政治活動服務。但是在探討政治思想的過程中，也需要探討一些哲學範疇。雖然這些範疇是為其政治思想服務的，但也在一定程式上反映了管仲學派學者們的世界觀。在這些範疇中，天道與人情的概念最為基本。

管仲學派的學者，將天視為自然之天，而不是有意志的上帝之天。這一點與儒家思想不同，卻與道家的思想接近。所謂天道，就是指自然規律。自然現象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天道就是公理，我們只能順應它，而不能改變它。

他們認為，“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還說“春秋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也莫之能損益也”。所以，所謂天道就是自然規律的總稱。

由於天道即自然規律具有客觀性，所以我們的所有作為都必須要順應它才有可能成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如果人們做事不能效法天道，順應自然規律，就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

人類的事業最大的就是政治，治理天下，君王為政出令也必須要依天道而行。“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什麼是天之道呢？“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併兼，不攘奪；不雖眾，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慾；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治，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為政出令除了依天道之外，還要順乎人情。人情是什麼？人情就是普遍的人性。“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窮）者從，此數之因。”“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天道與人情是管仲學派政治思想的出發點。

普遍的人性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有追求物質利益的本能。依據人的天性施政，必然導致爭取民心的政策。“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現予之形，不現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君王治民，“現予之形，不現奪之理”，也就是“予之為取”，《牧民》篇中說：“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為什麼“予之為取”的策略是為政之寶呢？“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天生地載，覆養萬物，只是給予從未索取；明主治理天下，使百姓道德淳厚，衣食富足，卻從不向百姓索取什麼。所以，“予而無取”是天地的本性。我們效法天地，依從天理，就要以“予而無取”的原則去治理天下。可是天下的君主治理天下的同時對百姓是有所取的，他要向百姓收賦稅，要百姓服兵役或各種徭役。要實現這樣目標就要爭取人心，而想要爭取人心就要首先順從人們親信死利的本性，也就是將給予人民作為有取於民的手段。這就是“以予為取”的內涵。

天道和人情是管仲學派的理論出發點，宣稱他們的政治構想和政策設計都是從天道與人性兩個根本原則推演而來。天道與人性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原則，自然也是政治或政策的基本原則。天道與人性的觀念是管仲學派思想的形上基礎。

參考資料：《任繼愈談先秦諸子與哲學》 任繼愈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