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出身是指由家族的政治、經濟情況所奠定的身份。小姓從廣義上來講也屬於士族。唐代計程車族與魏晉南北朝計程車族有所不同。為了分析憲宗朝宰相出身與仕宦之間的關係，現將宰相的父祖職官、入仕途徑列表如下憲宗朝宰相出身于山東士族的包括，來自趙郡李氏西祖的李吉甫、東祖的李絳、南祖的李藩、江夏房的李鄘；隴西李氏姑臧大房的李逢吉；趙郡崔氏清河小房的崔群；滎陽鄭氏南祖的鄭絪、北祖的鄭餘慶；太原王氏的王涯。山東士族社會地位崇高，注重禮法門風，聲望卓著。出身於關中士族的包括京兆韋氏逍遙公房的韋貫之；河東裴氏東眷的裴垍和裴度；以及京兆杜氏京兆房的杜佑、杜黃裳。出身於宗室的為宗室李氏小鄭王房的李夷簡。京兆韋氏是唐代的關中望族，京兆杜氏自兩漢以來一直是望族，河東裴氏在唐代也聲名顯赫。憲宗朝25位宰相中有16位是透過科舉入仕，相比門蔭、薦引、藩鎮幕僚等人數較多，因此在憲宗朝科舉入仕是宰相的主要來源。關於進士第與士族的關係，所以為了維持家族的聲望與政治地位，世家大族紛紛透過進士考試進入仕途。因此可以說憲宗朝宰相透過進士及第有利於維持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山東士族“五姓七家”聲望卓著，唐高宗為了削弱世家大族的聲望，禁止這七家之間互相通婚。然而這一禁令反而抬升了他們的聲望宰相家族的政治、社會地位與他們的婚姻物件也有較大關係。憲宗朝25位宰相，透過傳世史料結合墓誌資料當中有明確婚姻關係記載的有11位，即賈耽、杜佑、鄭餘慶、杜黃裳、於頔、李藩、權德輿、李絳、崔群、韓弘、張弘靖。憲宗朝宰相及其家族的婚姻物件主要來自世家大族。出身于山東士族、關中士族者，大多與世家大族聯姻。士族之間的聯姻，可以維繫其政治及社會地位。

柳宗元族妹柳內則（749—821）的墓誌，清楚的反映了當時的門第觀念與婚姻締結之原則。婚媾之貴，關外則曰李、曰盧、曰鄭、曰崔，關中則曰裴、曰韋、曰柳、曰薛。國朝差敘，則先後有別；品藻，則輕重甚明。其有本仁義雍和之教，稟閥閱相承之重。深敬祖始，不忘吾耦。則必慕族類而婚，依族類而嫁。使男得其配，女適其歸。法教無二途，疏戚無間言。纓緌紛綸，枝葉蕃昌。是為克家敬本之道，冀不失於百代也。其有舍族忘本，異尚封己，卑祖始而尊他門，厚幣財而分甲乙，則必親其所疏，疏其所親。顧衣食而不知配耦之端，視步武而不知仁義之塗。斯風俗之澆薄，保家之甚病。在唐代，士族官僚之間存在著嚴格、有限的婚姻，士族之間互相聯姻，與庶族間很少通婚。而且士族之間的婚姻，實際上是為了加強相互間的力量，維護門閥士族政治地位的一種手段。

權德輿娶崔造之女，權德輿女嫁獨孤及之子獨孤鬱，武元衡女婿為穆宗朝宰相段文昌。他們的政治仕途受婚姻關係的影響。權德輿“貞元初，復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杜佑、裴胄皆奏請，二表同日至京。德宗雅聞其名，徵為太常博士，轉左補闕。”裴胄時為江西觀察使，他與權德輿岳父崔造交好，崔造曾將裴胄引薦於名臣李棲筠。因此裴胄邀權德輿入府或許與他為崔造女婿有關。

裴胄、杜佑兩名臣之辟書同時抵京，體現出權德輿的名聲與能力不凡，使得權德輿開始為德宗所注意到，官位逐漸升遷。權德輿女婿為獨孤及之子獨孤鬱，權德輿曾遊學於獨孤及門下。貞元十三年八月，獨孤及之子獨孤鬱上書權德輿，以故人之子求薦引。貞元十四年，獨孤鬱進士及第之後，權德輿即以女妻之元和五年，獨孤鬱為翰林學士。當權德輿在元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入相，獨孤鬱為了避嫌即提出解職。由此可看出，獨孤鬱的政治仕途受到他岳父權德輿的影響。

段文昌為宰相武元衡之女婿。據傅璇琮所考，段文昌可能於元和二三年間，在武元衡鎮蜀時，被召為婿。段文昌元和初期在西川，後來由於李吉甫、裴垍的推薦，得以入朝。李吉甫於貞元十一年遷為忠州刺史，十七年因病罷免忠州刺史任，但仍留住忠州（今重慶忠縣）。由此可以推斷，段文昌在貞元十七年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幕府後曾探訪李吉甫。李吉甫曾經兩次拜相，第一次為元和二年正月至元和三年九月，第二次為元和六年正月至元和九年十月。由於段文昌與李吉甫的交往在李吉甫第一次入相之前，但此時李吉甫並未推薦其入朝，而是在第二次為相時引薦，疑與其成為武元衡女婿有關。李吉甫與武元衡為多年好友、政見也多相同。史書也載段文昌由於是武元衡的女婿在仕途上受到阻隔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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