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人這一生，會有三個關係到人生的機遇，有些人把握住了，精神層面上的自我得到提升。所以從此就改頭換面，成為一個新的自己。

蕭紅的機遇，是從遇到蕭軍開始的。

一、包辦婚姻被逼出逃

蕭紅出生在一個半封建的年代。

那個時候，婚姻不自由，青年男女大多遵從父母之命，實行包辦婚姻。男女雙方事先沒有見過面，第一次見面也許就是他們的新婚之夜。

蕭紅母親很早就過世了。幼年時，蕭紅一直是和祖父一起生活，童年也還算過得無憂無慮，尤其是祖父的後花園，一直是蕭紅心中的那片淨土。

蕭紅父親長期擔任官吏，封建思想深入骨髓，難以消除，對蕭紅冷漠異常。後來，蕭父為了避免麻煩，直接為蕭紅說了媒。

那個時候的蕭紅，小學還未畢業，卻已被定下婚約。

1929年祖父逝世，蕭紅悲痛至極，對這個家最後的念想也消失殆盡。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蕭紅決定逃出這個牢籠。

逃無可逃時，蕭紅被逼與汪恩甲在哈爾濱一家旅館裡同居。

二、遇見蕭軍

在與汪恩甲同居半年後，蕭紅懷孕了，臨產期將近時，汪恩甲卻因為無法償還旅館的債務，撇下蕭紅一個人跑路了。

蕭紅天生是個樂觀的人，儘管大著肚子、欠著債務，身邊無人照顧，她也沒有放棄生的希望，而是動用自己手裡的資源，想辦法自救。

她向《國際協報》的編輯求助，雜誌社成員一一對蕭紅表示慰問，蕭軍多次到旅館給蕭紅送書刊，兩人由此結識，暗生情愫。

由於蕭紅欠下的債務實在是太多了，旅館不放人，蕭軍便悄悄將蕭紅救了出來。

“兩蕭”從此開始了共同生活。

起先，蕭紅只是跟在蕭軍後面，一路用她那不大的單眼皮眼睛看著、一路走著、跳著，嘰嘰喳喳，小鳥依人。

這是屬於他們的好時光。

蕭紅天生的樂觀帶給這個家溫暖和希望，以至於後來到青島面臨變賣傢俱的窘境時，這仍是屬於他們的好時光。

到這時，他們也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了。

蕭紅身上有一個特點，她很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但又能完完整整的儲存自己的天性。

這麼說吧，如果蕭軍是學畫畫的，說不定蕭紅能把瓶瓶罐罐搞出花來，如果蕭軍是學音樂的，家裡有個喜歡捯飭樂器的小丫頭也挺樂呵。

偏偏，蕭軍是個青年作家，身邊的朋友也多是些進步青年。

一群人跟蕭紅說：“這個適合你，你來寫吧。”

於是蕭紅琢磨一下，便開始寫了。

這篇文章，叫《生死場》。

此時的蕭紅，還不能稱之為作家，因為她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題材，前面的作品也只是試著寫寫罷了。

所以，他們又啟程了，去上海正式拜訪魯迅先生。

三、師從魯迅

蕭軍和蕭紅，早已與魯迅先生有書信上的往來。在他們到達上海之後，魯迅先生非常熱情，請他們到梁園豫菜館吃飯，還有意的將他們引薦給自己身邊的能人志士。

魯迅先生對蕭紅非常看重，不僅親自為蕭紅的文章寫序，而且還利用自己的關係，向各個熟識的出版社推薦他們的作品。

經由魯迅先生的引薦，蕭紅在上海文學界重新煥發活力，逐漸嶄露頭角，不久就成為了上海文學界一顆閃亮的新星。

都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在蕭紅事業的上升期，蕭紅與蕭軍的關係逐漸變冷了，很多人都覺得和魯迅有關，事實無從考證。

也許未必真的發生了什麼，也許什麼都發生了，“只是在心裡”。

得到了名師的指導，蕭紅也不恃寵而驕，而是仍舊保持自己的初心，活得像個孩子。即使在魯迅先生面前，仍舊是自我的模樣。

有一次她去魯迅家裡，一進門，什麼話也不說，就咯咯地笑了。

魯迅問：“為什麼笑呢？”她說：“天晴了，太陽出來了。”

一個普普通通的晴天，她開心了很久。

她那給點陽光就燦爛的天性，實在是很開朗，很容易使她快樂。

如果沒有遇到蕭軍，沒有受到魯迅先生指導，更沒有受他們影響的話，蕭紅也許成不了一個作家。如果她沒有成為作家，她這一輩子肯定也是快樂的，也許比成為作家更為快樂。

她是永遠的少女，不管變成了多老，有一天在大街上看見新鮮物什時，仍然會忍不住湊上前發出一聲：“咦？”

上帝永遠是刻薄的，面對這樣一個保持著淳樸與自然的、樂觀開朗富有才華的、永遠的少女，連陽光也不願意多給她，在她31歲時就奪走了她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