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外獲救的朝鮮文官

明朝弘治元年（1488）閏正月十七日，一艘突然闖入台州海域的奇怪商船，把當地軍民嚇了一跳。

在那個年頭，對岸的日本倭寇，瞅冷子就會跑來騷擾，化妝成商船湊過來渾水摸魚，也是慣用套路。於是台州駐軍緊急行動，待到這商船靠岸，大批明朝官兵立刻上前逮個正著。誰知哆哆嗦嗦從船上爬出來的，卻並非凶神惡煞的倭寇，

卻是一個文官模樣的朝鮮人，還有42個隨從，

全是筋疲力盡的樣子。

經過一番嚴格審訊，事情總算弄清楚了：確實不是倭寇。這個獲救的朝鮮文官叫崔溥，原是朝鮮一個推刷敬差官。因父親去世急匆匆回家奔喪，卻不料路上遭遇暴風，整個船被風浪打的桅杆粉碎，

孤零零在海上漂了十四天，歷經多次死裡逃生，終於被台州軍民所救。

既然不是倭寇，當地官民的態度也就不一樣了，朝鮮是大明朝的“附屬國”，等於是“鐵桿小弟”。“小弟”家的人落了難，“大哥”當然要幫。於是證明身份的崔溥一行人，緊接著就得到了熱情接待，先從台州被送到了杭州，一路享受高規格食宿，還得到了當地官府的錢糧資助。得知此事的明孝宗也來了興趣，

下令當地官員護送崔溥，經京杭大運河進京朝見，

親自對崔溥一番賞賜。是為中朝友誼的一段佳話。

不過，當經過這番奇遇的崔溥回到朝鮮後，朝鮮國王的一個決定，卻令這段“佳話”，有了更重大意義：命令崔溥將這場遭遇原原本本的寫下來，百感交集的崔溥，也就欣然提筆，

終於完成了一部日記式的見聞錄：《漂海錄》。

這麼一本書，又有什麼重大意義？這個年代，正是朝鮮王國極度仰慕大明朝的年代，“天朝上國”的風土人情，令當時的朝鮮人無比神往，可每次朝鮮使臣來明朝覲見，都要按照規定的線路行程，通常也只能在北京南京活動。而崔溥的這一番落難，

卻令他先到了明朝經濟繁華的浙江，又沿著明朝運輸主幹線

，

一路飽覽風光。

記錄這一切的《漂海錄》，就好比開啟一扇窗戶，叫當時的朝鮮人，看盡“天朝”的風景。

更超越歷史的意義是，由於這部《漂海錄》，是完全用漢字寫成（漢字是當時朝鮮的官方文字）。因此至今為止，

它都是國人研究明朝社會生活的第一手素材。

特別是崔溥落難時的明朝，正是明孝宗剛剛登基，諸多野史影視劇裡大書特書的“民不聊生”年代。那崔溥看到的明朝，真的是這樣嗎？

不妨，就瞧瞧《漂海錄》裡記錄的最生動的部分：崔溥沿京杭大運河進北京時，看到的世態萬千。

二：運河風光圖

作為人類古代史上空前規模的人工運河系統，明朝弘治年間的京杭大運河，運轉已十分成熟，沿河的商業經濟，也是高速發展階段。對於從小一直生活在朝鮮的崔溥來說，走在這條河道上，就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處處是新鮮。

最先叫崔溥驚訝的，就是明朝的驛站系統。崔溥在《漂海錄》中記載，

明朝的驛站設有驛臣、攢典各一名，還有館夫、房夫等若干。

崔溥所見嘉興府的西水驛，由重門、廳、堂、耳房、廨舍等組成，各個部分一應俱全，驛站前建的石柱一直延伸至河中百餘步，用於系掛舟船的纜繩。

在這有條不紊的運輸線中，最吸引崔溥眼球的，還是沿岸繁榮的經濟與民生風情。京杭大運河南段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非蘇杭莫屬。蘇杭的繁華阜盛是崔溥親眼所見。在崔溥眼中，作為京杭大運河北上首站的杭州，“重城疊門”，光是城樓就有三層。進城後到武林驛的一路上，

四處可見屋宇相連、商鋪鱗次櫛比，南北商品琳琅彙集；街道上車水馬龍，人人衣著錦繡，以精容修面為時尚；江河上舳艫千里，往來不息，

一派繁盛富甲的景象。崔溥還聽當地的驛丞說，周邊各國的使臣去京城朝貢之時，杭州是必經的中轉站。所謂“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說法，在那時已經成為通行全國的諺語了。

大運河北段的臨清縣城是江北的代表，也是當時山東境內最繁華的商品轉輸之地。崔溥同樣在日記中記載道，臨清城處於兩京要衝之地，往來商旅雲集，各式商品都能在此見到。從城中到城外的數十里之間商肆樓臺密佈，財貨船舶聚集，亦是當時名顯天下的商業都市。這一路北上途中，路經的巡檢司、驛站、急遞鋪不計其數，

每到一處都可見“珠玉、金銀、寶貝之產，稻梁、鹽鐵、魚蟹之富，羔羊、鵝鴨、雞豚、驢牛之畜，松篁、藤櫬、龍眼、荔枝、桔柚之物，甲於天下”。

這些在當時明朝百姓看來，習以為常的生活圖景，在崔溥的記載裡，各個充滿了美輪美奐的驚歎。以至於當代好些韓國古裝劇，開拍前都先翻《漂海錄》，把書中精美的明朝城市，領先古代亞洲的繁華生活，有樣學樣照搬進古代朝鮮。

見證明朝強大的，也正是這字裡行間裡，讓“屬國”羨慕的繁華。

三：運河背後的黑科技

不過，看過了這些熱鬧生活的崔溥，也一度存有一個懷疑：這麼強大的運河，真的是人挖的？

其實，明清年間很多初造訪中國的外國人，看過京杭大運河以後，都連呼不敢相信。好些西方傳教士的筆記裡，還懷疑這條河是“上帝賜給中國的”。

清初荷蘭使團進京時，其隨員不相信這是人工運河，竟要跳進河裡去驗證，差點鬧出人命。

崔溥當然沒這麼“楞”，但一路之上，他也是不停留意大運河的技術，首先叫他驚奇的，就是運河沿線調節水量以利漕運的船閘。幾乎是遇閘必記。

自從永樂帝遷都北京後，京城的物資運輸便成了一個大問題。陸路運輸成本高且地形複雜，走海路成本倒是低，可危險性高。唯一一個既能保證安全性又能控制成本的方法就是走漕運。朝廷想到利用元代修建的大運河來實行漕運的計劃，但擺在面前的問題是黃河決口和淤沙嚴重。

為了疏通運河北段，朝廷透過建閘來調節水勢，重要水段幾乎每十里就有一閘。

崔溥記載新店在建閘前，漕船行至此處幾乎是“進寸退尺”，便是寸步難行，可建閘後“舟行得其安且順也”。

除了船閘，還有大壩。築壩能引導漢河之水，運河透過淮安新城外修築的五座大壩可進入淮河。崔溥在記錄運河上的堤壩堰閘等交通工程設施時說：“水瀉則置堰壩以防之，水淤則置堤塘以捍之，水淺則置閘以貯之，水急則置洪以逆之，水會則置嘴以分之。”

但是，對於如此龐大堅固的工程，

作為旁觀者的崔溥還是半信半疑，這些真的是人工修築而成的嗎？

為此，在經過呂梁河道的時候，他還特意上岸親自進行驗證。但只見鋪石堅固整齊，隨行的官員傅榮告訴他說，此路用石板堆砌，再用鐵錠加固，最後灌以石灰，因此十分堅固。

這下崔溥不僅開了眼，更是心悅誠服。他由衷感慨道，如果不是有這條河中之路，那我們如今便是要繞行萬里之遙，路途崎嶇舟車勞頓自不必說，哪能像現在這樣安穩地躺在船裡逍遙穿梭。真是受了莫大的恩益啊！

崔溥的這一趟奇幻漂流，不僅親眼見識了明朝的繁盛景象，還讓國內的朝鮮人也著實見識了一番什麼是真正的王朝氣象。

而他在運河邊上，那一聲驚歎，卻更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道理：比起道德文章與商旅繁榮，真正撐起一個國家強大的，是如大運河船閘大壩河床一般，實實在在的國家產業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