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心理是伴隨個體成長逐漸形成的整體結構，受文化影響並跨越時間。

從個體層面上分析，每個人的幸福與否都有一定的必然，是一定時空的產物。如果把個人看成一個座標點，橫軸是出生之後過去、現在、未來的成長經歷、環境的變遷等，縱向是文化傳承。

透過經過紮根理論自下而上的質化研究，初步提出了幸福心理結構的模型，認為幸福心理由幸福資源、幸福體驗和幸福觀念三個維度構成。幸福資源是幸福的來源和依據，包括物質福、健康福、家庭福、社會福、成就福和內心福。

幸福體驗是幸福的感受層面，即體驗到幸福時的情緒情感，主要包括愉悅感、滿足感、歸屬感、被愛感、價值感、平衡感、自主感、成長感和希望感等成分。幸福觀念是指對幸福的認知和理解，主要包括幸福認知、幸福標準和如何獲得幸福。

三個維度相互影響，構成幸福心理。

幸福心理是複雜的整體，是使用“幸福感”或“幸福觀”所不能涵蓋的。

目前，心理學研究中的

“幸福感”，無論“主觀幸福感”還是“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都只是研究幸福心理的某個層面而不是全部。

例如主觀幸福感關注幸福體驗方面，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關注幸福的資源方面，都不能全面的解釋幸福心理。幸福心理更不是三者簡單的相加或整合。幸福心理是文化傳承過程中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心理學研究幸福心理一直以西方的主觀幸福感研究為概念模型，關注幸福的主觀性而忽視幸福的客觀性。主觀幸福感被認為是個體根據自己的標準對其生活滿意度的評價。

其實，這個

“標準”並非完全主觀，也並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受幸福的客觀資源和幸福觀念影響的。幸福的主觀性是指幸福的體驗感受，而引起感受的幸福資源具有客觀性。

幸福心理是形式和內容、體驗和觀念的統一。

但是，目前的心理學研究側重形式忽視內容，重視體驗排斥觀念。所以，研究幸福心理應深入生活充分挖掘幸福資源、幸福體驗、幸福觀念及其三者的關係。只研究表層的幸福體驗不能全面解釋幸福心理和切實提升研究物件的幸福感。

從個體成長視角看，幸福心理是動態變化、不斷建構的。

在分析不同年齡階段群體幸福心理結構的具體內容時發現隨著年齡階段的變化，不同群體幸福資源、幸福體驗和幸福觀念三個維度的內容會發生變化，而且存在聯絡和規律。

由此說明，不同成長階段幸福心理在內容上不同，應對每一成長階段的幸福進行深入探索和分析。

然而，研究發現，目前幸福感研究缺少對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幸福心理內容分析，多數研究使用同一量表對其進行調查分析（稱為青少年幸福感量表），甚至有的研究使用成人幸福感問卷研究中學生。未來研究應針對不同的成長階段編制不同的幸福心理量表。

不同成長階段幸福心理還存在內在聯絡，在幸福心理結構隨著年齡增長呈現動態變化成長的特點：小學階段以體驗為主，幸福觀念在具體事件的感受中萌芽；中學階段幸福體驗更加深刻，並逐漸從體驗轉化成認知，對幸福從感性過渡到理性認知，正在形成幸福觀念。

大學生對幸福的體驗更豐富，對幸福的理解更理性和概括，幸福觀已經形成；成年時期已經形成穩定的幸福觀，對於幸福的體驗和理解更加穩定，幸福資源、幸福體驗和幸福觀念相輔相成，融為一體。

目前的心理學研究很少關注幸福心理的成長和變化，未來應對每一年齡階段的幸福心理進行深入探討。

同時，幸福心理的變化不僅是單向的成長，還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跨越，具有時間屬性。例如在訪談中發現，過去生活中的美好回憶或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希望是個體重要的幸福資源，影響其對幸福的體驗和觀念。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憶苦思甜”、“祈福盼福”的傳統，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期盼本身就是一種幸福體驗

，例如每逢春節時在門窗上貼上福字是中國傳統祈福文化的最具特色和最直接的表現，

“福”的表徵有吉祥如意、家庭美滿、福善喜慶、富足安康、事事順遂等含義，表達人們對幸福生活的期盼。

“福”最早曾在甲骨文中被發現，在甲骨文中福的形象被描述為一個人用雙手捧著酒杯往祭桌上進奉酒食，表示敬奉神靈以求降福，後來引申為神所降賜的福祉。在古代福作為動詞表示降幅、保佑，例如《左轉·文公九年》載：“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福作為名詞從祭祀用的酒肉延伸為福氣(跟“禍”相對)，幸福表示祈望得福。

“福”字作為福氣、福祉具體指富貴壽考等齊備。最早對福的結構有記載的是《尚書·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朝恆譚的《新論》中認為福是指：“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

可見，

“福”蘊含著時間維度。國外研究也證實了幸福的時間評價軌跡，例如Diener等人提出描述主觀幸福感時時間維度是很有必要的；Ryff研究發現不同年齡人群幸福評價軌跡存在差異，青年人和中年人未來幸福大於現在幸福大於過去幸福，老年人過去幸福和現在幸福沒有差別但大於將來幸福。

由於文化不同，中西方幸福心理的時間維度也可能存在差異，這是心理學研究應進一步探索的。

幸福心理具有文化屬性。

幸福體驗作為一種美好感受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幸福心理的過程和結構也存在共同的規律。但不同文化中幸福心理的內容具有不同的特點，個體的幸福資源、幸福體驗、幸福觀念在其成長過程中已經深深的印刻上了文化烙印。

Markus和Kitayam研究認為，幸福感是自我建構的，並且因文化而異。如前文所述，西方幸福感的研究已經開始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國內幸福感的研究仍然以西方文化中主觀幸福感研究為模式，在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存在拿來主義的現象，缺少基於本土文化的研究。

在具體討論幸福、研究幸福時，我們依據的大多是西方的思想和框架，忽視了自己本土文化中的資源。正如葛魯嘉教授在《心理資源論析》中所言

“這些研究者是在按照西方科學心理學的篩子去篩掏中國本土文化傳統中的心理學資源”。

忽視了本土文化根基，追求幸福時難免迷茫、浮躁，研究幸福時難免空洞、盲從。

所以，幸福心理的研究首先要立足於本土文化，立足於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把握，離開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和現代社會的發展變化何談探究中國人的幸福心理。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心理資源、幸福資源，幸福是“中國文化反覆出現的主題”。

儒、道、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關於

“福”與“樂”的思想觀念深刻影響著中國人對幸福的理解、感受和追求。

同時，對本土文化中幸福心理的研究還要回歸生活、深入生活。從真實生活開始是研究本土幸福心理最需要和最重要的開端，因為生活是文化最直接的體現。

透過研究的訪談和調查發現，不同群體對幸福心理的描述如此生動、深刻和豐富，令人感動，耐人尋味。中國人的幸福思想不僅體現在文化典籍中，而且表現在普通民眾的現實生活和通俗訴求中，生活是中國人幸福心理內容最直接、最豐富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