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書寫或印刷於1912年以前，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這是文脈的載體，歷經或和平或動盪的時光，流傳至今，訴說著一個民族的文明。然而“紙壽千年，絹壽八百”，在時間的考驗下，很難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這就需要古籍修復師去修補那些殘損。

尹光華是寧夏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師，她用40年時光，幫助不少古籍對抗著歲月的損耗，讓它們重現氣韻神采。

整舊如舊心思都要藏起來

尹光華的辦公室就是她的修復室，乍一看並無特別，角落處藏著各種工具和材料，鎮紙、木槌、針錐、棉線、毛筆、竹起子……唯一需要通電的是一個能發光的工作臺。

“古籍修復的檢測環節可以用儀器，其他的幾乎全都沿用傳統工藝，所以工具也是比較傳統的。”尹光華說，專業的古籍修復可不是把書籍中的裂痕、窟窿補上就行，要經過拆書、揭書葉、去汙、配紙、溜書口等20多道工序去還原古籍本來的面貌，“修復古籍要遵循‘整舊如舊’的原則，如果照著新書的樣子，或者毫無章法地修，相當於破壞，還不如不修。”

整舊如舊，說起來簡單，但在具體地操作中，處處都是講究。“就拿配紙來說，顏色和質感都得和古籍接近，儘量薄一些，不能增加古籍的厚度。裝訂線顏色也得和古籍一樣，這樣一來，新線就得染色，我們一般用茶葉煮出顏色。”尹光華介紹，一般所用到的材料幾乎都是純天然的，既是修復技術的要求，更是傳統。

尹光華拿出幾本自己修復過的古籍，仔細翻看裡面的書頁，可以看到一些破損邊緣的修補痕跡，那些細小的線條，藏著古籍修復師的心思。“紙張越薄，用的漿糊就越稀，而且塗的面儘量小，不能粘的太死，一切操作必須是可逆的，要給後人修復留些餘地。”尹光華說，修復不是創作，心思都要藏起來。

修復古籍就要懂古籍

1980年，尹光華來到寧夏圖書館工作，1983年被安排參加全國的古籍修復培訓。“當年教我們的師父，是上世紀60年代在北京圖書館，跟著我國近現代古籍修復泰斗張士達先生學的。後來他們那一批人也成了大師，繼續傳承古籍修復工藝。”尹光華說，她接過這一棒，已經快40年了。

她認為，古籍修復其實挺有意思，不僅在於要動腦子想著怎麼把它修好，更能透過一次次接觸，感受到古籍的美，“從古籍的裝幀，還有書衣、書線、書角、書口的做工和配色等細節，都可以感受到古籍的氣韻，尤其是一些善本古籍，更能體現古籍的藝術性。”

不僅如此，修復古籍，就要懂古籍。人們常把古籍修復師比作為古籍“治病”的“醫生”，而要想當醫生，沒幾年的勤學苦讀是做不來的，古籍修復師其實也是如此。“一位好的古籍修復師，不僅會給書籍修修補補，還要懂書籍裝幀形式、紙張鑑定和發展歷史、版本學、目錄學、美術等相關知識。”尹光華說著，找出幾本書，都是國內古籍修復大師所著，內容雖然都是與古籍相關，但涉及面廣泛，“裡面學問深著呢。”

修復古籍有一種使命感

1991年，賀蘭山拜寺口雙塔出土了5。74米長的佛經長卷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出土時，兩件古籍均有破損，對其進行修復的任務就落到尹光華身上。“修復長卷的時候，尤其困難。我記得最初拿到手時，它就是一個紙卷，開啟有很多地方已經裂開了，而且紙張比較軟，有不同程度絮化、脆化。最主要的是，當時修復條件一般，五六米長度的長卷，沒有合適的桌子能放下。”尹光華說，當時修復這兩件古籍的時候，真的是萬分小心。移動的時候，得輕輕拎起，輕輕放下。修補殘破的地方，也是用毛筆蘸著漿糊，一筆一筆刷在破損邊緣處。就這樣連續一週多時間，兩件古籍才修復完成。

“那兩件古籍修復完成後，沒過多久，我就在寧夏博物館的展廳看到了，挺驚喜的。”尹光華說，再次見到它們，已經一掃之前的破敗，兩本古籍被玻璃罩著，整整齊齊地陳列在博物館裡，一束暗黃色的燈光照在上面，顯得更加神秘。“從那一刻起，我似乎體會到了作為一名古籍修復師的樂趣，讓它們在世人面前，重新煥發光彩並訴說一段歷史，是一件很神聖、很有使命感的事情。”

靜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過不了幾年，尹光華就要退休了。在這之前，她還惦記著帶徒弟的事。“館裡其實還有其他人參加過國內組織的培訓，但古籍修復這件事，不是一兩次培訓就能上手的，還需要有人手把手地教。”尹光華說，值得慶幸的是，館裡有不少人想和她學，典藏部的副主任白彩媛還為學習特意競聘到現在這個部門。

“這個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她合適。”尹光華說著，想起自己的師父講當年學習的情景，“去了別的不幹，就折書捻，一折好幾天，先把性子磨出來。”

其實不光折書捻能磨性子。在圖書館，她一個人做這項工作時，時常一整天就對著那些破損的紙張，手裡不停忙活，一句話也不說。“日子長了，也會喜歡這種心靜的感覺，因為懂得付出的時間，能幫助古籍在時光的賽道上，走得更長。”（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