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5日，巴黎聖母院遭受滅頂火災，法國民眾恍如經歷世界末日。恰逢復活節假期與社會運動，歷史學家喬恩·米查姆直言“一場關乎信仰與烈火的根本危機”正在展開。

大火發生15小時後，政府宣佈已成功保住大教堂的主體結構，還有著名的彩色花窗和兩座標誌性塔樓。儘管如此，民眾仍深深感到天啟的絕望——西方文明的一大代表性建築正在消逝，重生無望。

聖母院不會垮，雖然失去了尖頂和接近850年曆史的屋頂，甚至事發後數天內旋即募集到超過10億美元的重建捐款（雖然至今尚未完全到位）。但對於很多人來說，修繕和重建並不能重現真正的巴黎聖母院。

01

如何重建一個國家的記憶？

“是的，教堂會重建！”火災翌日，法國著名公知貝爾納-亨利·萊維高聲疾呼，“但一個國家的記憶如何修復？初始的創作，真實的年代，是永遠無法重現的。”

我能理解這種傷感。我第一次去巴黎是七歲那年，之後一直定期前往遊玩。在我眼中，真正的聖母院存在於古老大石那無法用具體語言描述的氣味中，那是沉澱了數百年的蠟煙、人類的氣息和連綿的焚香。一切都不復存在。

那麼，讀讀巴黎聖母院的歷史吧，會找到慰籍的。法國的這座哥特式建築屹立至今，

幾乎沒有哪一部分是未經後世雕琢改造的

。可以說，

聖母院的迷人之處正在於，它是人類數百年努力與智慧的結晶

，

也歷渡不同時代的疏慢甚或摧殘

。比如法國大革命期間，大型雕像遭斷頭砸碎，萊維直呼“殺人兇手”。一如最初的設想，改造和修復本身就是聖母院歷史的一部分。這是一座用磐石建造的豐碑，偶爾流淌過適時而動的涓涓細流。

02

從來就並非一成不變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巴黎聖母院

巴黎聖母院所在的西堤島本身就歷經時間的洗禮。這裡是巴黎歷史的核心，原有早期的宗教建築。隨著基督教的到來，島上一座供奉朱庇特的高盧羅馬神廟被一座長方形基督教堂所取代，然後又修建了三座教堂。

大約在1160年，當時的巴黎主教莫里斯·德薩利委託建造一座規模大得多的新教堂，以應付急速膨脹的城市人口。主教要求新教堂採用時興的哥特式風格，拆除當時現存的羅馬式建築，再對建築部件進行重複利用。

1750年的巴黎聖母院

古老廟宇的存在很可能導致了巴黎聖母院的建築缺陷，沒錯，是缺陷。這種懷疑由來已久，卻一直無法分析。直到2015年，精通技術的藝術歷史學家安德魯·塔隆利用鐳射對巴黎聖母院等歷史建築進行了詳細的三維掃描，發現聖母院的建造者明顯走了捷徑。當年塔隆在接受《國家地理》採訪時表示，大教堂的西端“簡直就是一團糟……堪比車禍現場”。據《國家地理》報道，教堂內部的柱子和部分過道都沒有對齊。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建築工人並沒有移除原有建築的殘跡，而是圍著原址蓋起了新教堂”。

“想象一下中世紀狹窄的街道和小木屋，”幾年前在西堤島兜風時，一位巴黎朋友評論道，“這座龐然大物就矗立其中。”1163年春天，國王路易七世和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出席了教堂的奠基儀式。

建設工作前前後後段斷斷續續進行了兩個世紀，放在今天簡直不可思議。數代巴黎人共同見證了聖母院的建造。官方公佈的完工日期是1345年，可見那時候的富人和權貴還沒有現今世代那股追求瞬息之間拔地而起的建造慾望。

聖母院大教堂的外立面

1170年唱詩班席建成，1182年主祭壇建成，1190年中殿的四個分割槽完工。後來又決定在唱詩班席，也就是聖壇所在的地方，加建耳堂，以便教堂中部採光。西端外立面至大教堂前院區域直到1240年左右才建成，而中殿的上層長廊和西端的兩座塔樓大約在1225年至1250年間完工。

其後又對耳堂進行了改造。先是在北耳堂加建了一扇山形門，頂上有一扇玫瑰色的窗，大受肯定，於是15年後又在南耳堂如法炮製。到了14世紀，扶壁被指不夠堅固，於是換成了更大的尺寸。如此種種。

即便工程 “完工”，改造從未停歇。哥特式風格在文藝復興時期失寵，教堂內便披上掛毯遮蓋柱子和牆壁。在“太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五世統治時期，為了更符合當時流行的古典風格，教堂進行了改建：祭壇重新鋪上大理石，彩色花窗換成了透明玻璃。似乎沒有什麼是絕對神聖的。在18世紀中期，當時的塔尖，也就是在兩年前那場大火中坍塌塔尖的前身，因受大風吹毀而被拆除。

1939年版《巴黎聖母院的鐘樓怪人》中的鐘樓怪人，

由查爾斯·勞頓飾演

到了19世紀，巴黎聖母院被改建為倉庫，內部日久失修，損毀嚴重。1831年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面世，重新喚起了人們對聖母院的關注，包括院內糟糕的狀況。其後的25年裡，兩位建築師，拉素斯和當時年僅31歲的維優雷·勒·杜克，對聖母院進行了精心修復。

他們不僅恢復了教堂的原始面貌，還添加了新的元素，以保留教堂的原有精神。比如，他們重建的塔尖，也就是兩年前在大火中倒塌的那座，比原來的更高更華麗。

03

聖蹟當中的群像印記

前兩次的巴黎之旅，我都沒有進入聖母院，因為實在無法忍受從前院蜿蜒至入口處人頭洶湧的遊客長龍（日均遊客量約3萬人，每年達1300萬人）。這種對擁擠的厭煩情緒如今很普遍，卻也並非當代獨有。20世紀初的小說家兼詩人布萊斯·桑德拉爾，出生於瑞士，求學於巴黎，最後入籍法國，就曾在文章中述及民眾如何為著聖母院的建設而蜂擁至西堤島：

“成群結隊的平民、流浪漢、朝聖者，某個躲過攔路強盜後誓言要感謝上帝的富商，還有富商僱來打短工的工人，這些人絡繹不絕，幾乎踏平了石匠的院子，於聖母院建造期間真正在城市的中心劃了一個圈……瘋漢，病人，頓悟者，虔誠者，佈道的僧侶，戴罪的犯人，鬧事的酒鬼，新興的資產階級，古老的貴族，通通蜂擁而至，不分晝夜在院子邊上圍個水洩不通——只因為，圍觀別人勞力工作，著實有趣。”

巴黎聖母院經受住了過往種種，還將各種遭遇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作家盧克·桑特曾在作品《另一個巴黎》中指出：“

大門處和外立面上數之不盡的雕像，其中的少數一些，就是石雕師偶爾從圍觀的亂民中選出幾位來擺姿勢然後雕成的。群氓的真實印記，此刻就畫進這座城市最古老、最莊嚴、最神聖的古蹟當中

。”

巴黎聖母院大火兩週年後，法國總統馬克龍重申將於2024年重新開放。這個目標未免稍為急進，但也無需對最終成果失去信心，畢竟這將只是這座非凡建築存在和演化的又一篇章。

修復中的巴黎聖母院

修復後的巴黎聖母院還是會像過去一樣吸引無數人紛至沓來——腰纏萬貫的大亨，家境普通的百姓，還有坐擁最高新技術的科學家和專家。他們彙集在一起，將共同代表人類能力的精彩飛躍，一如聖母院在中世紀時創下的建造神話：萬丈高樓平地起，雕欄玉砌，至今已屹立850年。

至於我，恐怕是再也無法徜徉在巴黎聖母院的中殿呼吸歲月的氣息了。容我說一句Tant pis（法語，“糟糕透頂”的意思）。不過，我還是可以繞到塞納河的都爾奈勒橋上，從後面看巴黎聖母院的飛拱連牆，那也是極美極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