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王子中國人對於土地的執念之深，可謂跨越千年。從井田、均田到太平天國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乃至近代的“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對土地的追求從未停止，“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幾乎貫穿始終。可是宋朝卻一反常態，不抑兼併。宋以前以國家“授田”為主要形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朕即國家”的。此後國家“不立田制”，田地為私有，宋代於各路置轉運使，“不務科斂，不抑兼併”，或謂“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田主佃戶之間形成租佃契約關係。此外，清初顧炎武說：前代稱之為“豪民”或“兼併之徒”，“宋以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可見在前代名聲很不好的“兼併”之於宋代已經屬於合法，“問舍求田意最高”是時人心態最好的印證。究竟發生了什麼，使得宋朝統治者一改前代的土地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

圖/井田制01 只要不鬧事，要錢要地都可以宋初的“不抑兼併”與其特殊複雜的政治局面息息相關。太祖趙匡胤透過陳橋兵變，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政權。“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打江山時，武將們拋頭顱灑熱血，征戰沙場，為國建功立業，但守江山時，這些擁兵自重的武將卻成為了穩固政權的絆腳石。此外，北宋立國之初還面臨著南北割據政權的包圍。內憂與外患並存，使得太祖一直感到危機四伏。如何迅速消滅唐末、五代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割據勢力？如何鞏固政權？如何建造一個長治久安趙宋王朝？這些問題一直縈繞在宋太祖心中。首先就是解決武將問題。但是武將們於國功勳卓著、於己感情深厚。宋太祖趙匡胤該如何讓武將們心甘情願地放下兵權呢？公元961年，“杯酒釋兵權”這一幕大戲緩緩拉開帷幕，太祖公然鼓勵石守信等擁兵諸將“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以釋去兵權為條件鼓勵重臣廣佔良田的意圖溢於言表，一張一弛，恩威並重。這標誌著“不抑兼併”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有宋一代，就連身為一代忠臣名將的岳飛、韓世忠等亦多有田產。岳飛在被害之後，南宋政府沒收其家產時，查得水田七百多畝，陸地一千一百多畝。

圖/杯酒釋兵權02 誰納稅我就罩著誰唐實行兩稅法，以財產的多少作為徵稅的標準，改變了課役集中於農民的狀況，將賦稅的承擔面擴大到了佔有土地資產的地主豪強身上，而北宋政權其實是建立在大地主的基礎之上的，地主豪強作為“主戶”，是政府的直接納稅者，“秋成後，地主出種與稅後而分之”，財政大多數來源於兼併之家，即“為國守財”的“田主”。宋太祖的治國指導思想則是“藏富於民”，不管兼併者如何富有，只要在大宋國土之內，透過賦稅，最終會歸國家所有。也就是說，朝廷只管收錢，而不在乎錢從何而來，這就決定了宋代的基本國策——保護大地主的既得利益，不抑制兼併。03 風起於青萍之末土地買賣是土地私有的必然產物，而土地兼併則是土地買賣不可避免的結果。從商鞅變法的“廢井田，開阡陌”到唐實行兩稅法“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封建地主的實力不斷增強。宋代商業繁榮，富商大賈雲集東京，“多圳金帛竄名軍中，僥倖補官”，官商一體的走向越來越明顯，土地兼併也日益加劇。宋的不抑兼併是封建地主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

圖/官商之間“以大地主為基礎的政權→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畸形的土地買賣→封建地主的土地剝削制度形成→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激化”成為宋代社會的一個惡性迴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鐘鳴鼎食之家與食不果腹之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連後期高聲疾呼要摧制兼併、實行方田均稅法的王安石本身也是一個佔地數百頃的大地主，他所定義的“兼併”，大都指超越封建法制範圍之外的侵奪、強佔、巧取、勒索等等。他並不認為封建地主擴大土地佔有量是兼併行為。到了南宋，李椿年提出經界法，但也已經無力迴天。參考資料［1］劉復生：《從土地制度的變化看宋代社會》， 西華大學學報， 2004年2月第1期。［2］葛金芳：《試論“不抑兼併”—北宋土地政策研究之二》，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3］葉麗蕙：《試論宋代不抑兼併的原因》，昭通師專學報，1990年第1期。［4］柴榮：《透視宋代的土地兼併問題》，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1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