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題目，大家肯定會想佛祖是東方佛教的最高者，而耶穌是西方基督教的最高者，這兩個人怎麼可能談歷史呢？小編覺得不放讓他們坐下來一桌兩席一杯咖啡一杯清茶，開始了東西方關於歷史的討論。

當然了，如來佛祖和上帝耶和華算是東西方的代表，姑且不論現實與否，今天我們要談談中西方的歷史觀差異到底在哪裡。提起東方特別是我們大中華（臺灣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我們自然是驕傲的，從古至今，中國曆代均設定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

那麼耶穌肯定有疑問了，你們的歷史是真實的嗎？佛祖的回家自然是十分真實，或者說千真萬確。這就引出了第一點，中西雙方的史學程度不同：南宋著名愛國詩人文天祥寫了一首正氣歌，其中有一句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就是說齊莊公和齊國大臣崔杼（zhu）的老婆郭氏通姦，大臣崔杼一怒之下殺了齊莊公，然後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太史季也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崔杼看到這種情景，自然對太史季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這時候除了南史氏，齊國大大小小的史官都抱著書簡往齊國首都首都臨淄跑，而這些齊國的地方史官也爭先恐後的來支援太史季，說我不怕殺頭。

靈公年長即位後，昏庸無道，殘暴荒淫。作為相國的趙盾，一心想靈公恢復霸業，多次勸阻晉靈公為晉國著想。晉靈公卻派大力士前去刺殺趙盾。這位大力士認為趙盾是位忠臣，不願幹違背良心的事情；他自殺身亡。之後晉靈公想繼續加害趙盾，趙盾不得已逃亡，途中遇到靈公姐夫趙穿並告知一切，趙穿去找靈公評理，靈公竟然想殺了趙穿，趙穿一怒自然殺了靈公，趙盾聽到這件事後，返回晉國，把晉靈公的叔叔擁立為王，這就是晉成公。趙盾登上相位後，想知道史官對這件事的評價，於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來，詢問他有關情況。董狐把大事記錄給趙盾讓他親自去看。趙盾看到上面寫著“秋七月，趙盾弒其君”，並且得知這件事在朝廷上已經做了公佈。趙盾質問董狐道：“誰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殺的，你們這些史官司怎麼讓我承擔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經逃亡而沒有走出國境，回來後又不懲辦兇手。這不是你的責任，又是誰的責任呢？”趙盾聽後嘆息說：：“《詩經》上都說‘因為我懷戀君主，所以給自己帶來憂傷’。大概說的就是我這樣的人吧！

所以中國的歷史那都是絕對真實的，至少字字帶血，齊國太史公、漢代司馬遷等等，正是有了這些剛正不阿卻又滿腹才華的史官，才有了現在中國這麼完整的歷史，當然除中國外一些周邊小國學習中國卻又沒學好，至少沒學像，邏輯性太差，自不必贅言。所以有時候我們這種作為大一統為主流的國家很難發自肺腑的去了解這些小國寡民的心態。記得之前閻學通教授說過歐盟領導人關於設想將歐洲變為一個大一統的整體而做的努力，借鑑中國的經驗，這個過程自然是漫長的，至少在一定時間內是做不到的。

提起西方，也要講到第二點，中西雙方的基本國情不同，舉個例子，記得西方歷史特別是十五十六世紀西方世界的巔峰之作，《the art of war》，有名戰爭與藝術，作者尼可羅·馬基亞維利（1469~1527），又譯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義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1469年誕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其思想常被概括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當然他最著名的書還不是這本書，而是君主論，相當於中國的韓非子，這個暫且不談，這本戰爭與藝術被譽為十五十六世紀軍事理論的巔峰之作，基本內容是什麼呢？基本就兩件事，一是國家要設立自己的常備軍，二就是如果沒有常備軍就很慘，這種常識性的東西為什麼是巔峰之作，很難去理解，相對於春秋時期的孫子兵法，簡直讓人汗顏，到底為什麼呢？其實還是因為當時的亞平寧半島（還不叫義大利）國家的基本國情，那時的有十幾個國家，這些國家相對於比較富有因為商路的開通，生活富有自然沒有人願意去當兵，即使有，也很少，這就有了黑社會也就是僱傭兵的原型，因為沒有或者很少有常備軍一直到被周邊國家蹂躪以後，才發現了這個“歷史性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