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8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

當年12月，曾國藩進京覲見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並於次年初出正式赴任。在進京前，曾國藩隨身攜帶了一張面額為2萬兩銀子的銀票。對於一個年俸為180兩銀子的一品大員來說，2萬兩銀子無疑是一筆鉅款了。那麼，曾國藩為什麼要隨身攜帶這麼多銀子？

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給京城的官員們送錢，即“別敬”。

曾國藩作為一名地方封疆大吏，為什麼要給京官送錢？這就涉及到清朝官場的一個潛規則了。

我們知道，清朝學習明朝，對官員實行“低俸祿制度”。所有的官員俸祿都很低。如前所述，一品大員的年俸只有180兩銀子，二品大員的年俸只有155兩銀子，三品以下就更不消說。特別是京官，他們沒有養廉銀，全靠年俸過日子，往往入不敷出，苦不堪言。養家餬口？不存在的。

相比而言，總督、巡撫等地方封疆大吏的日子就好過多了。封疆大吏不但能正大光明地拿養廉銀，還有各種灰色收入。養廉銀遠超年俸，總督級別能拿到16000兩銀子，巡撫也能拿到13000兩銀子。灰色收入就更多了。據統計，清朝總督和巡撫級別的地方封疆大吏，每年的灰色收入大約為18萬兩銀子。

這樣一來，京官和封疆大吏的收入差別就堪稱巨大了。為了平衡京官的情緒，聯絡京官的感情，構建關係網，封疆大吏總會定時、不定時地給京官送錢。送錢，總得有個理由啊？夏天送錢，就叫“冰敬”；冬天送錢，就叫“炭敬”；過年時送錢，就叫“年敬”；其餘節慶時送錢，就叫“節敬”；封疆大吏進京述職或離京赴任，就叫“別敬”。

除了給京官本人送錢，還得給京官的家屬甚至門房、僕人送錢。於是，給夫人送的錢叫“妝敬”，給正在讀書孩子送的錢叫“文儀”，給門房送的錢叫“門敬”，給僕人送的錢叫“跟敬”。

許多京官就是靠地方封疆大吏所送各種“敬”，才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當然，這種錢也不是白拿的。京官位居權力中樞，自然得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封疆大吏多說好話。這種影響力關係到封疆大吏的官帽子和命運前程，不容小覷。因此，京官和封疆大吏透過各種“敬”，形成了一種“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

曾國藩在出京擔任地方封疆大吏之前，在京城當了13年京官，深知京官的酸甜苦辣。當年，曾國藩當京官時，眼巴巴地指望地方官們送點錢來過日子。曾國藩僅是一名從四品的侍講學士，位低權輕，別人送禮的機會不多，有沒有純屬看運氣。1841年底，曾國藩沒有收到“炭敬”，只好在家書中訴苦：“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沒了“炭敬”，曾國藩就傻眼了，不得不找人借錢過年。

1842年，曾國藩的僕人陳昇，嫌棄主人家太窮，跟主人吵了一架就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事情是小事，但給曾國藩很大的刺激。曾國藩還寫了一首《傲奴》詩：“今我何為獨不然？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你看，主人手裡沒錢，連僕人都瞧不起，表現得比主人還要傲慢。

後來，曾國藩出任封疆大吏後，有了錢，總是會想方設法給京官送錢。曾國藩的日記裡，多次出現“核別敬單”“定別儀碼”“定分送各單”等字樣，顯示出他很在意這種事情，務必親力親為。

一次，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了送錢的事情：“餘送別敬一萬四千餘金，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一口氣送了14000多兩銀子，曾國藩還覺得不夠多，大有慚愧之意。

正因為此，在用錢方面，曾國藩從不與京官斤斤計較。

1868年，由於捻軍已被消滅，太平天國戰事基本平息，曾國藩應該將歷年來的軍費開支彙總，經由戶部稽核後，交給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報銷。明眼人一看即知，最關鍵的環節是戶部。而要想戶部“高抬貴手”，稽核時稍微寬鬆一點，就要按照潛規則繳納“部費”。根據李鴻章打聽的結果，曾國藩所報軍費為3000萬兩銀子，“部費”需要40萬兩銀子。

40萬兩銀子實在太多了。曾國藩託人找關係，向戶部“討價還價”。戶部最終做出讓步，只要8萬兩銀子。

可就在這時候，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批覆，鑑於曾國藩做出的卓越貢獻，允許歷年軍費開支免於報銷。軍費開支免於報銷，8萬兩銀子的“部費”似乎就可以省下了。但曾國藩沒有這樣做，照常支付了8萬兩銀子的“部費”。

【參考資料：《清史稿》《半制度化的送禮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