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願意盡顯自己的身手，做成一番事情（且不論事情的善惡對錯），因而在歷史上留名（且不論是美名還是罵名）成為歷史人物的人可謂大有人在。

桓溫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道出了一些汲汲於在歷史上留名者的共同心聲。儘管我們可以不屑於歷史上一些人的心態與作為，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正是各式各樣的歷史人物的賣力表演，才使得我們的歷史變得豐富多彩、充滿生機與活力，魅力無限。 毋庸置疑，歷史人物就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是歷史聚光燈照耀的中心點。

如果說，在歷史這個有機結構當中，歷史事件可以喻指為骨，歷史文化可以喻指為血，那麼，歷史人物毫無疑問可以喻指為肉。骨架使人得以成形，血液教人得以鮮活，而肉體則賦予人以具體的形象。

顯而易見，解讀和評價歷史人物，是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和永恆主題。透過對歷史人物的瞭解，我們走進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透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我們認識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然而要真正看清那些已經消逝、漸漸遠去的歷史身影，又何嘗容易？要客觀做到“知人論世”，在抱有“同情之理解”基礎上，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準則，從而體認其思想動機，評述其功過得失，更是困難重重。

這中間，最重要同時又是最給人造成困惑的，就是對歷史人物作價值判斷與評價。受研究者自身的閱歷、觀察問題的角度、社會環境的影響等種種因素的制約，對某一歷史人物的具體評價往往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這是歷史研究中大量存在的現象，也是導致人們思想困惑的一個重要原因。

歷史人物評價上價值判斷的分歧，最關鍵的因素，也許是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之間的糾葛與對立 根據我的觀察，歷史人物評價上價值判斷的分歧，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關鍵的因素，也許是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之間的糾葛與對立。具體地說，對於某一具體的歷史人物，用道德衡量或用歷史衡量，往往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功過得失結論。在道德上佔有優勢，在人格上具有魅力的人，並不一定在歷史上經得起檢驗。

反之亦然，歷史上有大貢獻的人物，其所作所為也常常得不到固有的傳統道德認可，不能成為人們真心景仰欽慕的人格楷模。而歷史研究者側重於一個方面對其展開評價時，大量尖銳的意見分歧便立即凸顯出來了。各執一詞，導致持不同觀點者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意見完全沒有交集。

這也是歷史上諸多傑出人物“身後是非”、千秋功過任人評說，言人人殊的原因之所在。以封建帝王為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通常是心儀於漢文帝劉恆、光武帝劉秀、宋太祖趙匡胤的為人與做事風格，而對秦始皇、曹操、朱元璋嗜殺、殘暴、任性專制、嚴酷無情的行徑無法苟同。儘管歷史上曾有人別出心裁，努力為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人鳴冤叫屈，汲汲於做翻案文章，但結果卻往往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心勞力拙，徒勞無功，“可憐無補費精神”，秦始皇等人。

是成為被普遍詬議的物件，而無法真正翻過身來，這就是道德戒律在歷史人物評價中的潛在規範與制約。 作為歷史研究者，更多以歷史的尺子對歷史人物作價值判斷 然而，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畢竟不是隻有單純的一把道德尺子。作為歷史研究者，與一般大眾所不同的，是更多以歷史的尺子對歷史人物作價值判斷。所以儘管秦始皇、曹操、朱元璋等人在道德品行上存在著備受爭議的地方，無法讓人認同，更無法令人喜愛。可是平心而論，他們對歷史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甚至遠遠超邁佔有道德或人性優勢的劉秀、趙匡胤等人。

所以用歷史的標尺衡量，他們又不能不受到充分的肯定與崇高的禮讚。 不過這樣一來，學者的觀點與大眾的認知之間便存在了巨大的差距，如何縮小甚至消彌這種差距，便成了歷史研究怎樣面對社會，進入大眾，而不被邊緣化的重大症結。但遺憾的是，人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似乎並沒有收到積極的效果，在泛道德氛圍包圍下的社會里，要做出既合乎道德要素又滿足歷史條件的歷史人物價值判斷真的是“難於上青天”，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這始終是歷史人物價值判斷中的普遍現象，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在從事歷史研究中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困惑。

其實，歷史人物的價值判斷也並非是一個無法鬆解的死結。這方面早在孔子那裡已經做出了很好的平衡，堪稱典範。翻開《論語》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有關管仲的評價，就充分體現了道德與歷史的矛盾統一。孔子一方面對管仲不無微辭，甚至多有貶斥，批評“管仲之器小哉”，指摘管仲貪貨斂財，道德有闕；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歷史功勳，盛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

很明顯，孔子之批評管仲，乃是就道德層面發論；而孔子之所以肯定管仲，則是就歷史層面定位。兩者並行不悖，互為參比，從而使歷史人物的價值判斷在道德與歷史的矛盾對立中實現了和諧的統一。這也啟發我們，在進行歷史人物評價的價值判斷時，應區分道德與歷史的不同標準，從而解開歷史人物價值判斷上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