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後梁時期，沈重是如何進行對南北經學交流的呢？

由於長期分裂，南北社會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這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有明顯的表現。對此，《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序》雲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南北經學各有所尚，旨趣迥異。大體言之，北朝經學注重章句訓話，承繼著漢代傳統南朝則受魏晉玄學新風的影響，注重義理的闡發。經學因此有南學、北學之分，皮錫瑞稱此期為“經學分立時代”。

後梁在文化上與蕭梁一脈相承，傳載的是南學傳統。後梁士人北遷後，他們在政治上或得或失，家族命運或興或衰，然而在推動南北學術融合方面的歷史功績卻是一樣的。南北朝後期，國家趨於一統，政治上的大一統呼喚思想文化隔膜的消除。因此，南北學術的融合成為了時代的主旋律。後梁士人北遷的同時帶動了南學的北傳，這有力地推動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南朝經學至梁武帝時達於最盛，後梁繼承了蕭梁的傳統，大力提倡經學，據《周書》卷四五《儒林·沈重傳》，蕭警重用梁武帝時的五經博士沈重，並且令其於合歡殿講《周禮》。蕭誓子蕭巋精研《孝經》。

在皇族的倡導和垂範下，後梁出現了一些經學著作蔡大寶的《尚書義疏》，和一些經學大師沈重、宗希華。宗希華為後梁宗如周子，一有“荊楚儒宗‘尹美譽，一但所知亦僅限於此，由於史料網如，其情況已不可詳考·。而沈重，據《周書》本傳，其學術成就之高，其推助南北經學交流功績之巨，皆令人仰嘆。

沈重學問淵博，其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歷、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頤”。然沈重治學的重點乃在經學。在後梁，他“以儒學蒙厚禮”。《周書》卷四五亦稱他“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其中，沈重又以《三禮》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豐，因此其學術著作也多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傳載其“多所撰述，鹹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一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這些著作中的絕大部分己亡佚，只有《周官禮義疏》、《禮記義》、《毛詩義》有輯佚本，使之流傳至今，但所輯得的只是片鱗半爪，難窺原書全貌。

沈重以其傑出的學術成就推動了後梁經學的繁榮。不惟如此，沈重更大歷史功績在於他對北周經學的影響以及對南北經學交流所作的貢獻。保定末，沈重應北周武帝禮聘，來到長安，此後他便開始了在北周的長達十餘年之久的講學活動，到建德一末年，沈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後梁”。在北周的這十餘年，沈重的活動深深影響了北周經學的發展程序。徐文遠乃隋唐大儒，早年曾就學於沈重。然而他對沈重評價並不甚高，謂之“至於奧頤之境，翻似未見”，何以如此上引史料可見，徐文遠原出自南朝大族東海徐氏，“江陵之變”後，被西魏擄至長安。此距沈重至長安講學不過十來年。由於家學薰染，徐文遠所習經學屬於南學系統，而沈重所講亦為南學，所以他才認為沈重所講“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

雖然周武帝偏袒道教，在此後周武帝主持的歷次大辯論中，卻只見佛道二教激烈爭辯的身影，而不見儒教的參與，甚至在建德二年舉行的第六次大辯論中，儒教排到最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何以如此湯用彤先生認為，雖然在這兩次御前大辯論中，道教似乎優勝儒教一籌，但“沈重原為梁五經博士，武帝厚禮迎至長安，方其在殿講論，必為帝所嘉許。湯先生自注六年授重驟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令為皇太子講論。蓋以儒術治天下，為帝一貫之政策。”此後儒教在論難中獨佔鰲頭，其地位不可撼動，以致滅佛、道後，儒教成了“一枝獨秀”的學術顯宗。儒教獨尊地位的取得，雖然與北周推崇儒術的一貫政策有關，但是，在儒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沈重被推為諸儒代表、挺身而出，且成功捍衛了儒學的尊嚴，其功勞同樣不可小覷。

綜合上述，沈重學問淵博，尤精“三禮”。在北周講學的十餘年，沈重深深地影響了北朝經學的發展程序。他作為諸儒代表參與了北周“三教”之爭，成功地捍衛了北周儒教的地位。沈重講學活動又將南朝的經學思想帶到了北朝，為日後南北經學的統一奠定基礎。其周官禮義疏》成為唐人賈公彥注《周禮》時的重要參考。沈重因而為後人所仰嘆，有“一代儒宗”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