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中國一千多年前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對於這場改革，數百年來爭論不休。近些年隨著一些史學材料的發現，人們逐漸看清楚這場變法的真實面目，其實並不是我們歷史教科書中所展現那樣，對舊制度的改革，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而是對民眾的瘋狂掠奪。

王安石的免役法目的是交錢就能夠免除差役，本是針對那些有服役義務的百姓，但是變法之後還迫使那些不服役的村民也要繳納差役錢。保甲法，這不僅僅是募兵制向部分徵兵制的倒退，而且變向增加了百姓的兵役負擔，而且百姓繳納錢財之後也並不能免除徭役。

青苗法是為了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官府借錢給百姓，等到秋收以後低息償還，以免農民受到高利貸的盤剝，同時也可以阻止土地兼併。然而這種制度發展到後期卻成為硬性攤派，每一戶都必須貸款，而且利息在層層加碼之後，變成政府壟斷性質的高利貸，甚至比民間高利貸還要嚴重。方田稅是為了查清隱瞞繳稅的，但是官府在重新丈量土地之際，變相增加稅額。

由於宋朝人口眾多，而耕地面積不大，依靠土地稅收遠遠不能支撐政府的支出。政府便設定市易司，對工商企業收稅，他們透過壟斷市場，賒賬等方式，對工商企業進行掠奪，而且對於這些市易司官員有業績考核，考核不透過要罷免，考核優異者還能夠從中提成，這些都加劇了宋朝政府對工商業的盤剝。

政府透過王安石變法，獲得免役錢、青苗錢、市易錢等各項收益，填充了國庫，但是這些稅負是建立在大批工商業者以及大批農民破產的基礎上的，當時開封有一半的流民，這些流民大都是失去土地者。

很多人認為王安石變法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解決宋朝當時三冗問題，即冗員、冗兵、冗費。拿冗員為例，宋朝的知縣除了副手之外，還有經濟監官，他們分別負責管理本地的酒稅、工商稅等稅負，這些都間接造成了冗員現象。

相比於唐朝科舉每朝錄取不到30人，而到了宋朝，每次錄取超過三四百人。這些官員只要錄取不論你是否有職務，都是能夠領導工資的，仁宗時期，中央內外屬官已經超過17000多人，辦公人員的增多，無疑增加了辦公費用，這也是宋朝冗費的起因。

宋朝當時養了100多萬的常備軍，和唐朝兵役制不同，這些士兵是需要拿工資的。比如在宋仁宗時期，就因為拖欠軍隊的工資問題而爆發了軍隊暴動，這種武裝暴動要比農民起義嚴重很多。能不能把這些常備軍讓地方來養呢？宋朝前面五代十國所經歷50多年分裂，正是因為地方軍閥擁兵自重，朝廷無力管控所致。所以宋朝這些常備軍，是不得不承受之重。

不可否認，面對宋朝這些問題，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官員的腐敗導致改革變質。王安石認為國家必須全面掌控天下的各種資源，然後朝廷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進行系統的“理財”，否則沒有開源，君王無論如何節儉，都是沒有用的。

王安石把個人財富與國家財富對立的角度來看，認為整個國家財富是恆定的，百姓不能“擅萬物之利”更不能“與人主爭黔首”，只有嚴厲打擊了與官府爭利的民間力量，官府才能聚集財富。比如在《熙寧奏對日錄》中，當神宗認為利用市易法進行強取豪奪的方式不可行時，王安石堅定要求，神宗對於這種政策千萬不能手軟，他辯護稱，天下的財富都是陛下的，而且應該由朝廷官員來安排管理，所以對民間財富這種“摧抑兼併”是合情合理的。

王安石這種把民間財富與國家財富對立的方式是那個時代的侷限性，工業革命前，英國由於圈地運動，使得大量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農業土地集中的同時，一方面減少了農業的僱工，另一方面為城市的擴張提供了更為充足的食物。原來農業當中的大量僱工流向了工業領域，從而推動工商業經濟的向前發展。

英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尤其大量人口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大大促進了物理學、工程學的進步，進一步催生了工業革命的爆發，將人類帶向現代社會。很多人認為蒸汽機推動了工業革命，其實是長期手工業的發展，誕生了工業革命。

就拿蒸汽機為例，蒸汽機並不是瓦特發明的，他只不過總結了當時的蒸汽機理論以及技術。比如法國物理學家丹尼斯。巴本，在瓦特發明蒸汽機前100多年，就已經發明瞭蒸汽機模型。英國工程師托馬斯。紐卡門發明的蒸汽機已經能夠用於煤礦排水，只是沒有後來瓦特改進的蒸汽機效率高。

如果沒有城市，沒有大量工業技術人員對整個技術的不斷改進，不會有瓦特製造出更節能，更高效的蒸汽機。在城市當中，分工意味著效率的提升，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促進了貨物的交換，並漸漸發展起商業。人們總是以為工業革命導致英國人口的增長，而是因為英國城市人口增長才孕育了工業革命，讓整個英國跨越人口與經濟的低效率迴圈。

從明清到1968年，這六百年時間裡，中國糧食產量增加10倍，人口也增加10倍，耕地面積增加了5倍。結果是什麼？人均糧食和人均收入都不變，也就是人口的增加，抵消了技術進步以及耕地增加。但是近兩百多年，人們因為技術進步跨越了這種低效率迴圈，也就是技術進步的速度快於人口增加速度。

《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老師認為，公元960年宋朝開始，中國進入了現代化，資本主義標誌性的：紙質貨幣、航海指南針、水力紡織機等等都已經出現。但是王安石利用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統治，官方壟斷了工商業經濟。當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發生矛盾的時候，往往會犧牲私有經濟，並利用私有經濟來壯大國有經濟。這種殺雞取卵的方式，嚴厲打擊了私有經濟體系，摧毀的不僅僅是富家大戶，也迫使基層民眾脫離豪強，依附於朝廷官府。

王安石變法使得國庫財富迅速積累，相比於變法前“一道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到了變法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到了元豐後期，國庫財富的積累達到頂峰，這顯然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而是搜刮百姓財富所致。而王安石還利用“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來進行自我粉飾。

經歷王安石變法之後，北宋的市場經濟遭到極大的阻礙與破壞，商品經濟逐漸倒退並出現蕭條，進而導致了生產經濟的衰敗和社會矛盾的加劇。

王安石本人才華橫溢，道德方面也是無可挑剔，然而他所利用的新黨卻是向民間大肆斂財的酷吏，比如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確、蔡京、李定、鄧綰等人，都是投機取巧，強取豪奪的小人，身後成為歷史的罪人，留下千古罵名，被列在《宋史》的奸臣傳中。而鄧綰那句厚顏無恥的名言“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成為歷史的笑柄。

王安石難道不知道所用之人，為一批小人嗎？其實王安石變法實質是對民間財富的強取豪奪，也只能依靠這些酷吏，他們在敲詐貪腐的同時，也能夠讓國家財富日漸增長。但是社會風氣卻日漸衰敗，變法當中的弊病逐漸暴露，不斷加深政壇內部矛盾，使得黨爭成為北宋當時主要矛盾。

當時北宋人送王安石為“拗相公”，他將剛愎自用固執的形象演繹到極致，他不但把自己的學說看作真理，而且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代表，而不同政見者都是庸人，是打擊的物件。但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使得北宋社會倫理道德淪喪，政治體制腐化，整個官場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他們興高采烈地奔走於朝廷官府與神聖廟堂之間，探囊取物般地攫取著國家的權力與人民的財富，直到將北宋帝國匯入一場滅頂之災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