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成了離奢華最近的一代人。放在我國古代，一個普通農民不可能想象到皇帝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大概還會覺得皇帝與自己的區別不過是皇帝拿著金鋤頭鋤地罷了。

同樣的在西方，一個普通的手工業者也無從見證那些所謂的貴族們的奢侈生活，一個貴族們無意打碎的瓷器就可能抵得上他們一年的收入。

然而，在今天，即使無法親身經歷，只要開啟手機，隨便開啟一個社交類APP，就能輕鬆窺探到富人的生活。

比如我們只需要花上十分鐘時間，就可以跟隨B站的一個UP主，從內到外的參觀北京郊外價值3。2個億的中式豪宅。網上曾經有個玩笑，大概意思就是在手機上看的豪車豪宅多了，雖然自己還買不起車，但已經敢認為開BBC的人不過如此了。

什麼叫遍地的奢華啊？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富豪，只要乘以14億的人口基數，那都是一個無比龐大的數字。

奢華已經離我們如此之近，那麼我們應該拒絕去接受和推崇它嗎？或者換句話說，我們需要讓這個奢華的風氣慢一慢嗎？

就像梁文道先生認為的那樣：奢華在我國走的太快了，教養已經快跟不上它了——為什麼中國人越來越奢華，卻也越來越沒有教養？社會應該摒棄對奢華的無限追求，轉而擁抱自我高貴的人格和性情。

對此，筆者以為，很有必要，至少在我國是這樣。

推崇奢華本質上是一種階級壓迫

在舊社會，普通農民連飯都吃不起，地主和富人非但可以吃的飯，還能吃上肉，一個個長得膘肥體壯。這時候，長得胖就成了一種階級劃分的標誌，農民階級大多長得面黃肌瘦，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富貴相，是有錢的地主王侯。

然而，到了現代，這種最簡單的階級劃分就沒有用了。得益於生產力的發展，至少在中國，每個人都能做到吃的好穿的好，光從外貌來看，很難區分一個人是有錢人還是窮人。

這時候，有錢人就不樂意了，如果無法透過一些特徵來表明自己的地位，那自己辛辛苦苦成為富人的意義何在？必須要有一個途徑，能夠幫助富人秀出自己的優越感，標榜自己的階級屬性，於是，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奢華應運而生。

這裡筆者給讀者虛擬一個場景：

假如你現在是一個家在紐約的富太太，下班後，你趕去給自己身在貴族學校的孩子開家長會。

家長會期間，你和孩子同桌的家長相談甚歡，那麼你該如何判斷這個家長是否與你身處同一階級，是否值得你花費時間與之深交，在某天的午後約一杯下午茶，留作以後的一條人脈呢？畢竟，即使是貴族學校的家庭，也分三六九等。

直接問家庭收入的話在虛偽的西方世界顯得太過不禮貌，太不政治正確。不必擔心，有更簡單的方法。你只需要在對方起身的時候，觀察一下對方隨身攜帶的包包即可。

假如對方的包只是一個普通的香奈兒，而你所背的包是愛馬仕鉑金包，那毫無疑問，你們倆人不在同一階級，家產懸殊至少在十倍以上，對方很難對你以後的人生有什麼助力，而對方也會自知差距不會嘗試高攀，散會後你們倆人友好道別即可，不必再有交集。

你看，一個奢華的包包，輕鬆地劃清了大家的階級界限，節約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時間。要說幾十萬的包背起來一定比幾百塊的包舒服嗎？或者那提升的一點點舒適感值得那麼高的溢價嗎？

筆者覺得未必，這個包起到的其實是標榜階級的作用，換句話說，富人用幾十萬買了一張階級名片。

前段時間，有一本很火的書叫做《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講得就是紐約富人區用包劃分階級的“社交禮儀”。

對於馬雲、貝索斯、馬斯克這些頂級富豪來說，他們站在那裡，就是一張名片，自然無須用外物標榜自己的價值，而對於普通富豪來說，擁有一個奢華的包包就很有必要了。

與這些奢華的包具有類似屬性的還有遊艇、跑車、貴族運動等等，這些東西的存在本身無法給使用者提高太多滿足感，就像米其林餐廳未必比農家飯更好吃更有營養一樣。但富人為何願意為這些東西買單，無非是看重其所帶來的階級屬性罷了。

那些本身能買得起的，能夠匹配這些奢侈品的富人也就罷了，那些沒有錢硬要打腫臉充胖子，只為滿足跨越階層給自己帶來的虛榮感，甚至不惜為此揹負貸款的人，無疑是落了下乘了。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家境一般的普通人，要是跟著推崇所謂的“輕奢”、“奢華”，不斷給小紅書等各類APP上炫富的博主點讚的話，豈不是中了消費主義的圈套，自己壓迫自己？

最好的做法就是，你炫任你炫，我視而不見，沒有了觀眾，炫富的演員們也就沒了表演的動力，一個不推崇奢華的世界，也是對你我普通人最友好的世界。

什麼是梁文道先生所認為的教養

很多讀者一看到梁文道先生批判中國人，心中就不樂意了，自動帶入了被批判的角色。

這裡，筆者希望和讀者一起探討一下，梁文道先生批判的到底是哪一類人，他所認為的教養又是什麼？

很顯然，越來越奢華，說了不是我等普通人，而是那些吃盡了改革發展紅利而率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他們引領了社會的奢華之風，擁有了他人無法企及的財富，卻缺乏與之匹配的高尚人格。

就像一億小目標的王首富，靠著國家政策和房地產的東風崛起，卻公然和國家叫板，搶國家建設的專案。

貪國家推動改革開放的天功，認為能成為首富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個人能力，結果國家都沒有發力，簡簡單單讓銀行催個款，王首富就從首富的位置上跌下來了。

梁文道先生所理解的教養，甘於謙虛、不欽慕奢華、力求品格善良，如此種種，但凡王首富理解了一點，也不至於幹出吃國家的飯，砸國家的碗這樣的事情。

梁文道先生批判那些追求奢華的人，並不是仇富，而是希望那些擁有更多發聲渠道，擁有更多曝光率的富人們，能夠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引領我們國家向一個積極和諧的方向發展。

我國和西方國家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國的富人們從成為富人的那一刻開始，就必須自覺承擔相當的社會責任，“先富帶動後富”，這是寫在國家政策裡的話。

14億的人民的奮鬥，國家政策的傾斜，一代改革的紅利，共同託舉出了國內這一批富人階級。如果這些人非但不對社會作任何貢獻，還反而帶起炫富崇尚奢華的不正之風，這不是缺乏教養是什麼呢？

為什麼中國人越來越奢華，卻越來越沒有教養？可能是大多數人都在追求財富的路上迷失了初心和夢想吧。

希望國內的某些富人們能拾起自己的教養，不要讓我國走西方國家的老路，使得階級固化愈發嚴重，頂層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愈發割裂。